2告别教会学校

读完第一年，有一位生物学（大学一年级共同必修课）教授郑章成先生看上了我。他叫我停学一年，让我试一试用中文听写他口述的英文教程。这位教授穿的是长袍马褂，讲的却是全盘美语。他说将付给我每月八十元的助教待遇，这足够作我三年求学的费用。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图景是：一张大写字台、实验台上的多架显微镜、老师自己设计的大型投影幻灯，当然还有“生物学专业”以及医学院毕业的前程。只需“停学一年”，就可以置身于“高等华人”的行列——这是何等诱人的机会。

但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机会，并且坚决地和这类学校永远地诀别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当时我已读了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主任兼教授陈桢的生物学教本，我想除了抄袭之外恐怕也难以完成郑老师的使命。郑老师教的生物学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学问，包括生命的本质（What），起源（Whence），功能（How），以及“往何处去”的归宿（Where）等一系列大问题。我实在没有“耐心”同“阿米巴”、“草履虫”、“管藻”、“蚯蚓”等小生命——低级动物——打交道，从而掌握这门关于生命的科学。另外，听完了他的全年课程，读完了他主编的四卷油印《教程》后，我发现这位看上我的老师本是一位神学家，在他所编的教材中有意识地把超自然的“彼岸”搬进了“此岸”，以图达到传教的目的。因此，我这回放弃的确实不是经济上的诱惑或科学家的桂冠，而是抛弃了一种以科学为外衣的神学。

最重要的是，我立意与教会学校告别实由国家观念在我头脑中萌发的结果。就我个人经历而论，与教会学校告别，转学于国立大学的动机并非反对宗教，亦非反对基督教教义，实乃反对蚕食中国国心的教会在华的势力，并非反对自动地求心灵安慰的信教，实乃反对布网设陷，垂钩系铒假冒伪善，诱人入毂的传教士。读了前辈张荫麟《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一文后，认识到他所揭示的事实与我在宁波和上海两所教会学校所得到的印象是完全相吻合的。他1925年9月就道出了当时教会学校的作用：“吾尝谓碧眼胡在中国之教会政策有三：一曰教堂政策；二曰学校政策（教会学校）；三曰青年会政策。三者之作用手段不同，其为彼辈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之先锋与后盾则一。前一种所以施于乡曲之愚民，其诱之也以利。后两种所以施于青年及知识阶级，其诱之也以伪善。其目的无非欲使中国人民只知有教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教务，不知有国事；养成中国人服从于教会之奴隶心，归顺教士之驯服性；使教士无形中成为中国之官吏，使中国人无形中变为碧眼儿之臣民。教会之忠仆愈多，则无形之领土愈大，而中国人之独立性与抵抗性愈微。如是持久行之，纵不血干戈，不更国号，而中国必有为朝鲜、安南之徒之日矣。”凡此云云，在当时确为难得见到的如此明确的反帝意识。回顾往事，“事实俱在，放眼可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