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学政治学

我在大学一年级无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自觉地选择了社会科学中最难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学。这一抉择对我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要比生物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更适合我所接触的“有机体”，或较能切合解决其中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我经常忧虑的问题。那时大小官吏可以为所欲为，洋人牧师可以在中国内地兴教办学，开设“怡和”、“太古”洋行，而中国人却无宣泄其愤懑、抱怨和憎恨的途径。“我们的生活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我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这不是生物学和医学所能解决得了的。我开始向往在祖国大地上铺设“民主轨道”。

我在黄浦江边发呆，有满腔热血。我曾为我的自卑而感到内疚，别人虽然富有，但不一定有我那副头脑、那种思想、那腔热血，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胸脯挺了起来，从此就不再为自卑而悲伤了。

《格列弗游记》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出身如此悲伤，以至于在生日那天又穿丧服又禁食；然而就是这个英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者却一方面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一方面赞扬欢乐和愉快这两种能给人以健康的巨大力量。他宣称：“世上最出色的医生就是饮食医生、安静医生和欢乐医生。”

我对自己的专业选择作出的决定，坎坷路上的第一次转折，至感欣慰，决不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