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1932年初秋，在郑继成击毙卖国贼张宗昌于济南车站的第二天，我踏进了“水木清华”的校门。

世人把清华看作教会学校，固属可笑，而上帝在清华园的权威、教会学校在清华的纵横捭阖，却自清华降生之日早已开始了。然而，由清华学校改办国立清华大学以后，尤其是“五卅”以后，清华学生中对“圣经班”、“基督班”、“好教徒”，使堂堂学府成为教党之行营，水木清华当作布道之乐土那种“安之若素，视为当然”的残遗已一扫而尽。

当我还在沪江就读的时候，我已与曾在清华学校任政治学系主任，后于1931年来沪任政治学教授的余日宣先生（余日章之弟）有过一次对话，并聆听过他的意见。他是从国立大学退到教会大学的，而我则相反，想从教会大学前进到国立大学去的；我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从这位老师身上还是得到了不少教益。他使我对清华和政治学系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坚定了自己对所选择的新学校和新专业的信心。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流大学之一，可我在宁波四明中学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所学校。清华的学费每学期收十元，远比私立大学低廉，并于毕业时，连同最后一期的学费共八十元全部归还给学生作为旅行费用。这是到了上海以后，尤其是从余日宣先生那里才明确的。这是国立大学能吸引贫寒子弟而与教会大学截然不同的经济背景，促使我作出“义无反顾”的转学决定。

另外，还从余先生那里知道，清华大学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赔款，《清华校史》中说道：“谓清华为中国战败纪念碑也可；谓清华为中国民族要求解放之失败纪念碑也可；进而谓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侮连年交迫之国耻纪念碑亦无不可。”这几句话说出了我当时决心转学清华铭刻于心中的默契之言，我是怀着一种坚定的心情追求清华的。

对我来说，能进这个新的学校，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国立学校不承认私立学校的文凭，又因我中学理科的基础比较差，是不可能转入大一的，清华大学一年级一般均不分系，意在使一年级学生入学后对各种学问共同具备工具性的基本知识，得有充分训练。要转学插班非得上海教育局在我的中学文凭和大学一年级成绩单上加盖公章确认，并经该部门甄别考试不可。我是在设于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的考场应试被录取入学的。我始终感谢当时的招生委员会确定的招考地点为北京和上海两处，这就是我的机缘。“偶逢时会”，我才得以进入这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我之转学清华有没有留美的念头呢？这点余日宣教授曾提醒过我，他说，清华除了政治化，爱闹学潮之外，有一点值得考虑之处，就是自从清华留美学校改为大学以后，仍有派遣留学生的机会。他说，以清华经济而论，每年大约可供二三十人留学，而不致影响全校的发展。当我听到他这个暗示性的信息时，并没有想到这二三十人当中也会有我的可能。可以说，我当时并无“毕业后择优派送留学”的梦想，也不相信“人人有出洋的希望”，因为这毕竟太虚无缥缈了。这一愿望只是在进入清华以后才逐渐强烈起来。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而我也不幸生长于国耻之中，但有幸而获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缅怀往事，心情是十分悲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