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吉迪恩的号角》相比，《批评官员的尺度》视角更为广泛，时间跨度也更大，它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叙事主线，串接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涵盖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与事件。书中既描述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残酷党争，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与判决内幕，完美刻画了美国法政人物群像。这其中，既有霍姆斯、布兰代斯、沃伦、布伦南、布莱克等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有汉德、格法因等下级法院法官，还包括韦克斯勒、查菲、米克尔约翰、比克尔等著名律师和学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是刘易斯的好友，书中许多素材都来自作者与他们的通信、访谈。而与本案判决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则由判决意见主笔者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亲自提供。

尽管刘易斯本人就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从本书第十七章起，刘易斯结合本案后续发展，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许多观点亦发人深省。比如，为什么“沙利文案”之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媒体与政客、名人对簿公堂时，陪审团甚至广大民众，却宁愿支持权贵？最高法院为保护“公共讨论”，降低了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规格，可是，一位女明星的酒后口角，与“公共讨论”又有什么关系？有必要动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去保护八卦小报的胡编乱造么？{1967年，最高法院在“沙利文案”基础上，又通过“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宣布，即使诽谤案原告并非政府官员，只要他属于“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也可以适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规则。}对此，刘易斯指出，现代媒体的权力、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新闻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如此一来，媒体的所作所为，反会招致公众反感。刘易斯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无羁地讨论公共事务，而非只为媒体一家服务。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由媒体一家独享，而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否则，就会像罗伯特·博克法官所警告的：“媒体独享某种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2007年，安东尼·刘易斯在新书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中，再次强化了上述观点。新书已有中译本，即〔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可以说，本书最后几章的反思性内容，看似与“沙利文案”案情已无太大关联，却恰恰是最有价值的点睛之笔。

虽然刘易斯从事过多年司法报道，并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第一修正案与新闻自由”课程，但他本人并非法律科班出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哈佛法学院一年的“尼曼学者”学习经历，使他获益匪浅。{“尼曼学者”（Nieman Fellow）：是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1938年建立的，旨在培训新闻精英的教育计划，该基金每年会从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国的记者中，遴选20多位佼佼者，组织他们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更有意思的是，刘易斯还有一位“法律贤内助”。他的妻子玛格丽特·马歇尔，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2003年的“古德里奇诉公共健康局案”（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判决意见就由她主笔。此案首度确认了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引起社会各界轰动。可以想象，刘易斯的著作中，也包含着这位大法官的智慧。套用刘易斯在新书《言论的边界》“致谢”部分的话，玛格丽特·马歇尔对他书中的每一字句，“都提出过专业而充满爱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