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能呈现在读者面前，《纽约时报》居功至伟。三十五年前，是《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主任詹姆斯·赖斯顿，给了我报道最高法院事务的机会。多年来，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与各位报社编辑，提供了足够机遇与充分自由，使我能够顺利从事各类法制报道。与琳达·格林豪斯的多次交流，令我获益匪浅。现在，为《纽约时报》报道最高法院事务的任务，已由她承担。此外，我的写作，还得益于朱迪思·格林菲尔德与约翰·默蒂卡两位时报研究员的大力襄助。

以“尼曼学者”身份深造期间，哈佛法学院为我打开了法律之门。如果没有那段学习经历，和之后十五年的从教生涯，若想写出此书，无疑是天方夜谭。我的学生罗斯玛丽·里夫替我核对了所有引注。法学院图书馆的琼·达科特、艾伦·德莱尼、艾伦·迪芬巴赫、珍妮特·卡茨、赫达·科瓦利、贝丝·拉德克里夫、娜奥米·罗恩和乔纳森·托马斯给予我诸多帮助。耶鲁法学院图书馆苏珊·刘易斯萨默斯为我搜得许多重要文献。兰德尔·肯尼迪教授提供了与阿拉巴马州有关的大量资料。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文森特·伯雷西教授审读了本书初稿，他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领域的精深造诣，令我获益良多。在我创作期间，玛格丽特·马歇尔和伊莱扎·刘易斯逐章审阅初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赫伯特·韦克斯勒与桃瑞丝夫妇接受采访期间，慷慨无私地提供了大量与“沙利文案”有关的信息。同样应感谢其他参与此案，并接受我采访的律师，他们是：罗兰·纳奇曼、马文·弗兰克、T.埃里克·恩布里。艾伦·布林克利教授在史料方面，也提供了许多及时、有效的帮助。

我在《纽约时报》任职期间的助理，苏珊·罗利杰拉姆，总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米娅·刘易斯校对了全文。戴维·格林威对书名提出了建议。

衷心感谢下列作者允许我援引大作，他们是：泰勒·布兰奇（Parting the Waters：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63）、弗雷德·弗兰德利（Minnesota Rag）、罗德尼·斯莫拉（Suing the Press：Libel，the Media and Power）、理查德·波兰伯格（Fighting Faiths：the Abrams Case，the Supreme Court and Free Speech）、伦纳德·利维（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詹姆斯·莫顿·史密斯（Freedom's Fetters：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and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和伦纳德·加门特（Annals of Law：The Hill Case）。杰拉尔德·冈瑟教授编撰的《美国宪法：判例与文献汇编》（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nstitutional Law），助我在浩如烟海的第一修正案判例中理出头绪，厘清思路。

兰登书屋的约瑟夫·福克斯为这本书奉献了大量时间、精力。长期以来，是他提醒我放宽眼界，不要只专注于日常报道。编辑过程中，他没有漏掉一处精华，也未放过一丝错漏。苏诺·罗森伯格校正了文稿中的许多小错误。多谢二位了。

最后要感谢的，是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布伦南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为后人所作之贡献，已无须赘言。当我决心撰写此书，并请求他提供与本案的相关文献时，他慨然应允，并倾其所能，给予我各种便利与帮助。

安东尼·刘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