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愿意把写这本书看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拟写作”的尝试。我尽量和这个县城贴得足够近，但又要保持视角上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对事实的保护。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做好一个称职的旁观者。当然，我也要努力事先清空我的“知识库”，以免我既有的知识干扰我的判断我牢记福柯的那句话：“对任何结论的默许都说明我们被收买了，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伤害自己的体验。”我一直把它作为新闻的“原教旨主义”去信奉。

“交谈”是我观察这个城市最实用的方法。我喜欢的作家劳伦斯·赖特说：“在人类的天性中，‘被人理解’这种渴望的力量的强大罕有其匹。如果没有它，新闻业就不会存在。”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也从来没有把对抗、揭黑作为采访的准绳，“理解”和“被人理解”才是让陌生人愿意坐下来向你一吐心声的唯一动力。

许多人先后跟我倾诉这里发生的故事，里面有商人、矿主、普通居民，有历任神木县的一把手，他们讲述时都饱含深情，也会试图把别人拽入他们的处境。这些个人色彩强烈的故事都是好的素材，我却要从中甄别它们，在主观情感和客观事实之间找到一条通路。可以说这是一种平行报道，会考虑到尽可能多的人的观点，只要当事人愿意开口。也有许多干部直接谢绝了我的采访。采访的过程相当艰苦，但自始至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需要特别交代的是，郭宝成是整个医改的核心干部，我和这位神木县原县委书记前后进行了长达20小时的面谈。他的个人政治生涯受医改牵连。他讲的每一个故事，我都竭尽所能地在其他人那里寻找到佐证，再加以引用。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和这个核心信息源的深入接触，会让我投入自己的感情。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记录下来的，都是最为可靠的事实。即使有些地方感情会有所倾向，但它还不至于影响到事实和真相。

“这不只是一名官员和一个县城的故事，”我对自己说，“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故事，它还透露着某种未来的信息，需要有人去破解它。”

于是，我开始倾听这个完整的故事，并把它原封不动地讲给读者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