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神木这桶金里伸手的肯定不止自己人和自己的部门。2005年，神木已经大有成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富有城市的苗头，但它周围环侍着心怀嫉妒的邻居，因此它的顾虑也最多。随着神木金钱的地位日渐提高，神木要去打交道的各路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这里面有来一探虚实的，有来寻求项目合作的，也有想把神木当做个“冤大头”捞一笔就跑的。

榆林，自然是各种关系中，神木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作为神木的上级，榆林对它的索要无疑也随着这里财富的增加而水涨船高。

几乎在2005年神木县财政收入第一次出现井喷的同时，榆林的一纸公文就下达到了神木县委。公文要求在神木设立两个税务局，一个国税分局和一个地税分局。榆林的意图很明显，直指神华集团下属的在神木的所有企业的收入。

神华集团是直属国资委的央企，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神华集团在神木的神东公司每年的税是全盘留给地方的，据王振武回忆，当年这笔钱几乎就占了神木县整个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而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答应这部分税收每年保留给神木一个基数，其余都上缴国家。榆林市政府的“一声令下”意味着，从2005年起，央企在神木的税收这一块将完全由榆林来控制。在交完中央的大头后，剩下的部分在省、市和榆林地区的贫困县中划分，神木彻底失去了对这块巨大资金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源头上一下子从神木拿走了二三十亿。到2009年，这笔钱已经达到了60亿。”郭宝成虽然对榆林此举满腹的不情愿，但这样的制度安排由上级说了算，他无力相抗。他说：“神木这一年的确是钱太多了。榆林知道我们的底子，知道我们预算外收入还有来源。他就要把央企这块可控的收入全盘收到市里。”

客观来说，这样的博弈，没有对错。它是一场天然的反向较量。在转移支付的财政结构下，富裕者理所当然要承担输血的角色，以消化一方财富崛起可能导致的外部风险——榆林南北六县的经济差距又是如此悬殊，从神木头上拿钱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

而对郭宝成来说，平息财富极端膨胀带来的内在风险的需求，同样真实和刻不容缓。2005年的神木事实上外松内紧，有如一只立马可能被触发的火药桶，财富就是那条危险而敏感的导火索。作为地方的客理者、一县的父母官，他要把蛋糕尽可能地留在当地。公共财政此时正是一桶随时要被用来灭火的“水”。

这让神木的主政者常常陷于两难。如果要在升职路上更上一层，神木要学会妥协，要向索要利益的人适度退让；如果要确保神木的利益最大化，主政者不仅需要寸土必争，更要将自己的地位置于身后。要命的是，这个度在现实操作中非常不好把握。如果选择妥协，根本没有止境，那些向神木伸手的需求源源不断，难有被满足的一天——他们永远觉得这是只肥硕的羔羊，“富庙”里面不会有“穷和尚”；而如果要对抗，看上去，是没有阳奉阴违的中间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