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上面批示道：“财力不均衡必然会导致某些单项政策不均衡。这固然有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问题，也有国家的政策导向问题，即是否允许部分地区‘先富先试’。‘神木现象’在各地几乎都有，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在关注各单项政策的同时，要多研究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请预算司阅研。”

连续几天，财政部的许多干部都加入了这场内部讨论。大家的共识是基层财政体制改革需要破冰，而和医疗改革一样，它同样没有现成的道路，推动艰难。

财政部长谢旭人最后在报告里加注的批示，可以看做来自更高层面的一次非正式表态。他说，“神木现象”涉及地区财力不均衡与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问题，涉及如何实现地区经济和财政发展可持续问题。神木是一个矿区，当前财力多点是得益于资源，财力运用要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要考虑长远发展。这意味着，决策层除了从道德层面给神木干部投了几张同情票之外，从根本上否定了郭宝成的“理想国”。

这场2009年7月份在北京进行的意味深长的内部讨论，神木医改的设计者们无从知晓。就像当时媒体展现出来的那样：人们对免费医疗的态度正在从怀疑变成肯定——这跟北京的结论截然相反。改革者十分乐观，来自卫生部的考察团的态度也支撑了这样的情绪。但在神木个案如何变成全国医改共性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的立场仍然相悖。

有关部门的立场和出发点完全不同。一方急于拿出医疗福利分配的方案，而另一方完全立足于财力不均衡的现实。在两种力量的交锋中，神木医改正在被悄然引向一个未知的方向。这个方向建立在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之上：已经箭在弦上的神木医改，会沿着之前改革者们设计的路线继续下去——作为一块50万人口的小小的实验田，它的存在无关大局、可以被任何方面所接受；这样的实验则到神木为止，它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将是孤立的，不会再有任何步其后尘者；郭宝成不再是也不能被当做一个“改革派偶像”进入主流舆论。

所有这些让中央干部高度警惕的风险，郭宝成绝非无视，作为基层干部，他比任何人更深有感触。只是，神木正处在另一个火山口上。他必须及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他压上了个人前途的赌注。

而十年前，这些问题根本无从谈起。神木，乃至榆林，根本就是平静的地方。要真正了解神木，我们需要先弄清：这个导致巨大失衡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神木煤炭的魔盒究竟如何开启的？不断膨胀的财富又是如何将这个位于陕西最北端的小县城逼至崩溃边缘的？

神木县的财富积累，要从华能精煤（神华集团、神东公司前身）这家大型企业的进驻说起。基础设施、铁路只是神东公司给这里带来的最表面的改变。不易被人察觉的，是它在这个漫长时间里给处于传统农业结构下的地方制造了差异性——资本流入和大企业的福利模式开始在这里掀起波澜，这成为神木县民间积攒能量最原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