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需要由政策性银行改制到商业银行。现在我们跟国有银行的合同关系、博弈关系是不公平的，行政命令一来，说停贷它就停贷，说收贷它就收贷。它违约咱不敢起诉，但咱违约是要死的，因为国有银行和咱是两个不对等的主体。很多民营企业在历次调控当中，都被一刀切的信贷政策和政策限制搞死了。造成民营企业死亡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这种体制摩擦。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竞争，这些民营企业扛不住时大不了把公司卖掉，或把股权质押让给别人，但老板不至于坐牢。现实却不是这样，很多老板成了这种体制摩擦的牺牲品，企业破产，自己则可能锒铛入狱。

这种体制转型的过程，有点像从土路坐拖拉机奔到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中一车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开车人一边修车、一边换车，还希望半道上能找一辆好车再倒腾，最后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这就叫转型。在这过程中司机也不知道方向，车上人嚷嚷狠了他就停下来，这时车上人跟他求求情、保证不再嚷嚷了，他就继续往前开，车要颠散了就停下来，修好了继续跑。但大量的车都颠散熄火了，只有少数车最终能够上高速公路。今天我们好歹已经到了高速公路路牙上，因为我们所有的治理结构、价值观轻松干净，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诉讼，也没有逾期贷款。

所以，在由现实通向理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避免死亡的方法，就是规避体制性摩擦，当体制转换、政策转换时，决不能生磕死扛。所以我才说，要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这不是唱高调，我说的都是保命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还能坚持。我们从负数开始创业，到今天能把公司利润做正，20年后还在这儿坚持，就是因为没在体制摩擦中牺牲，至于赚多少钱那是第二位的。

在处理大量复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按正确的价值观检点自己，以应对不确定性困难。很多年前，突然有个电话打来，说有个专案，要我去一趟。我一听这事挺严重，但转念一想，他们不直接到公司把我带走，还给我打个电话，估计事儿不会大到哪儿去。后来律师去了一下就没事了，原来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小股东扯到了案子里。他当时说想提前分红，因为他是外企的，我们就给了他美元，没想到他拿着这个钱躲到国外去了，专案组调查发现是我们给的钱。但这件事我们是依法依规办的，所以能坦然面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价值观，比如他干不正当的事，我们也跟着他一块儿玩，那我们早就挂了。

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里头，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奇怪敏感的事，但我们每次到了河边掉头就走，没湿鞋就回到了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我碰到过一个政府里的人，他说：我观察你们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发现你们老在河边站，却没湿鞋，拐个弯又回去了，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掌握政策的水平比较高，我说不是掌握政策的水平高，我就是听党的话而已。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和组织纪律我很清楚，比如不能行贿，不能干坏事，不能从事非组织活动，这主要是党教育得好。2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靠着价值观把偶然性事件用一种必然的方式处理掉，因为坚守了原则而没有出问题。

还有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们收购了一家公司，有位领导在这个公司里遭人攻击，有人就认定我们跟这个领导有不可告人的事情。经查证，当然是没有。当初我们一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跟那位领导直接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但不做交易，交朋友不在中纪委禁止的范围之内。当时别人都说我不能那么说，会把人家得罪了。可我觉得就应该说清楚，否则每天见面时都各揣心事，就成了心理负担，你早点跟他说清楚，彼此的预期都设定好，今后的工作就能更顺利地开展，政府相关部门也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企业，以后清盘、重组、破产，再大的事也都捎不到我们。

前些时候我们在泰达集团开董事会，泰达也换新领导了，正在做审计，其中一个审计重点就是它与民营企业的往来。我说很好，一定让你们看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因为我们是透明的。我们在海南时就下决心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虽然大家都不理解，说在那儿上班怎么可能有好人，但我们非要做好人，所以我们主动把董事会财务报告拿出来，靠这种办法规避掉别人的误解和猜忌。我们每年分红的时候，会要求控股公司上午开完股东会，下午就把支票送过去，分钱要快。分钱一慢，别人就可能会怀疑你的动机。跟国企合作，别人认为很难很复杂，但七八年来，我们始终与合作的国企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