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均等一定导致最高层特权，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方法。全世界坚持结果公平最久的是古巴、朝鲜。古巴现在也在改革，扛不住了。我去过古巴，那里连卖甘蔗水都是国家控制，不许个人发财。因为个人只要起点上一公平，大家开始跑，肯定有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勒住，都是国家管，挣的钱先交给国家，国家再给每个人平均分配。不管什么人结婚，政府都给你几天假期、在公家酒店里度蜜月，政府还负责分房，当然房子造的水平很低，但都一样。

总体来看，西方能形成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用社会政策来矫正由于起点公平和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福利、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用公益、慈善、再分配、税收等来补充，但不破坏起点公平，充分保持大家愿意跑、愿意去创业挣钱的劲头。不管是亚洲的社会主义、非洲的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都是更多强调结果的公平，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在生产上做文章。

作为企业来说，大家收入差距都差不多，干多干少都一样，这就是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改革进行到今天，在挣钱速度上跑得快慢各有不同，有了差距是自然的。但如果差距太大，差距拉大的原因又不是机会均等，这就不行。机会是公开竞争的，大家都来争，谁能干谁就干，这样谁挣钱多一点，大家能接受。但如果说因为朋友、哥们儿给机会而挣到了钱，那就是机会不均等，起点上就有了不公平，会使得大家不服气。所以公司应该把制度设计好，让大家有动力干事，最后收入上能够有一些调节，比如用奖金、公共福利等来弥补，这样大家既能够努力工作，又能够爱护组织、维系体制。

在公平问题上，不把握这两件事情中间的度，就很难把政策制定好。就像农民工进城，不能说是农民工的小孩就不能上学，只有有北京户口的小孩才能上学。强调外地人跟北京人有同样的上学机会，这就是机会均等。再有就是收入分配上的调节，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调到3500元这个档位，可以对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始终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不断摇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左右之争。显然，两种公平对应的政策效果是明显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