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进的公务员都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采取公务员考试的办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去考，通过不断筛选、竞争、提拔，使整体公务员的素质得以提升。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在用人机制上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西方解决的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收50%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交遗产税是为社会作贡献，一大半都会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学校、改善医疗条件、治理环保等，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90多亿美金，至少一大半要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现在中国没有这个税收，那么我们的孩子跟富二代之间就不公平。那些富二代全躺在那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折腾，他给你买了，他会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住，把大家发展的路都挡住。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捐钱呢？在很大程度上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要是不捐，他死以后要交遗产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这样股价就会跌，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人士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毛钱，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毛钱的好事，却几乎得不到肯定，那还不如不做了，省得还惹事，让人家知道自己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节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还能增加财政收入，现在根据统计中国有60万亿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到100万亿、150万亿，可能遗产税就有50～75万亿。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法案很重要，但太早不行，太早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了第二代。有一个报告里说，现在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了第二代，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那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的遗产税曾经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马英九上台后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了台湾。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就移民过去了。

还有一种解决收入纵向公平的方法，用政治运动。我们过去五千年用的是农民起义，最近一百年用的是革命方法。当一代人刚刚挣到点钱就有人闹革命了，抄家、斗地主、没收，这样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个朋友，他的父母曾经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是地主，斗地主时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没收了，他们家就变成了贫一代；改革开放这几年做生意，他赚钱了，又变成富一代，他的小孩成为了富二代。那位朋友跟他小孩说，你别高兴太早，如果世道一动荡，富二代过两天可能还是贫一代。

社会不断通过政治运动、革命方式来解决纵向不公平问题，这是不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代人的心里都结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东西抢走，总是不快乐的事情。抢的人是当下快乐，但因为你是抢的，不善于管理，这东西很快就没了。我们还是要着眼于法制、税收、公务员考试，通过一些理性的能够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来改进，而不应该用一些暴力的激进的革命方法，试图一夜间解决纵向不公平问题。

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说1949年军代表找他们签字，把他们家在大陆的东西没收了，分给广大人民，他觉得不公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招商，把他们家原来在外滩的一栋楼卖给他，很贵。他觉得以前这是我们家的，你拿走了最后又卖给我，这不公平。所以公平这件事很难做到大家都满意，一部分人认为的公平，对另一部分人就不公平。追求公平的过程往往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这种历史的循环和悖论我们经常会看到，令人悲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