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2010年已经超过了国家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交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不到30%的就业，也才交了一半的税，赢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却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过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进入市场经济最初30年相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将要接任时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就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开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陈光标在不断号召提倡，而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就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只吃蔬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就像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当时你并没有想死。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护己，在保障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用富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比尔·盖茨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可能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但都可以去帮助别人，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时间少一点，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讲，捐款这件事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标准。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捐给政府和捐给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那就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

再者不应该全部捐，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到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