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的矫正体系比较完备，会使人们对公平的满意度提高。矫正体系就是公益、慈善和社会公共福利。虽然比尔·盖茨跟大家收入差距很大，但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中产阶级都有车有房，买了保险，社会福利做得非常好，人们看病几乎不花什么钱，另外不管谁多少钱，反正有遗产税，最后你都要捐给公益事业，因此大家不会对你羡慕嫉妒恨，也不会想打倒你。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涉及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不管钱用在哪儿，最后得益的都是社会。

我还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微观上讲不公平，都是在跟认识的人扯。如果我们不认识中国某某首富，若有不满，可能也就是议论议论而已，不影响各自正常过日子。但要是我认识的人，比我多收入那么几百块钱，可能我就会闹心很长时间。比如我和年轻时的同学、同事在一起，他们当中当官的、做学问的很多，我是做生意的，他们会说我赚钱多，而我则说他们当官、做学问清闲，这都是熟人之间在比，很容易纠结。国外体制逐步变成生人社会，而且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除了在媒体上见面，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活动，不在一起搅和，各走各路，彼此之间就不会那么纠结，社会相对的公平感会提高，宽容度会增大。

此外，时间也会影响人的公平感。就像你昨天什么都没有，咱俩喝酒时称兄道弟，今天你突然一下赚钱了，忽然变成了我领导，我这心里可能就不大容易平衡。或者你的一个发小在你公司供职，你因为他工作出错而忽然拉下脸来炒他鱿鱼，他该多生气啊！而如果你之前不认识的一个人来你公司上班，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公司说要解聘，那他可能也就认了，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如果昨天和今天的角色变化太频繁，对比太鲜明，人们的满意度、宽容度就会降低，但如果这个角色在大家进入时是既定的，而且很持久，这宽容度就会增大。我曾经去过一个台湾老板的家，那是坐落在阳明山上的一座大宅子，家里的司机、保安、服务人员都很职业化，管理和服务像酒店似的。我有次跟那老板的司机聊天，我问他每天住那么远，上班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他很满意这份工作，而且这么稳定，他就这能力，觉得很好。他觉得大陆人老恨不得第二天就发财似的，显得有些浮躁。在台湾，财产的分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任何一个人进入时都是有次序感的，所以台湾社会长期稳定，当你毕业参加工作时，等于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你会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但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当于剧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不是事先确定的。据说，以前赖昌星有个司机，他从乡下出来当兵，退役后给老总开车，发现老总车后边每天都放着几十万现金，方便办事时送出去。他惦记着这个钱，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拿着这个钱跑了，留了一封信说：我在这儿工作，每天看到这么多钱，精神上受不了，我家那么穷，有很多困难要解决，你们一个月给我的工资那么少，我看你们这些钱给别人也不是办什么好事，不如给我算了。他前年是农民，去年是当兵的，今年是司机，三年内换了很多角色，他心理不平衡，觉得社会不公平。如果把收入差距保持几代，人们彼此之间都不认识，那社会的宽容度也会相应增大，相对公平感也会提高，大家愿意接受一个稳定的秩序，在已经开演的剧里每个人都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社会就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急剧转型期，要做到“公平”两个字很难，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追求公平，同时要理解在这两个字背后所发生的各种制度冲突、心理冲突，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努力以持久的微小变革，逐步接近相对公平。用一种革命的手段去追求短暂的绝对公平，那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绝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