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慈善与公益这两个概念，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东西方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不一样。在西方全部叫慈善基金，而在中国，有的叫慈善，有的叫公益，我们登记注册的就是万通公益基金会，但也有不少叫慈善基金的。这两者在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以为关于给予、施惠，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在时间或金钱方面，它们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给予的对象。慈善所给予的往往是某一类特定人群，比如特别穷困的人。而公益是关乎天下，施惠所有的人，比如环保，这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的。公益不一定是施惠于弱势人群，就像我们把沙漠治理好了，全北京的人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公益的范围大、人群广，类似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利益，而人们对慈善通常的理解就是优势者给弱势者，有钱人给贫困者，目标人群或受惠者很具体，很确定。

第二，它们的根源不同。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道德上肯定的事，富而有仁，不能为富不仁。所谓仁者爱人，爱人就是施予人，但在极端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体系里，慈善家被等同于坏人，就像在“文革”期间，做过慈善的人被叫做“装善人”、“伪善人”，地主给别人送粮食，大字报就会骂，慈善变成了贬义词。“文革”要建立无产阶级社会，普遍穷困、平均主义的社会，不存在谁给谁的问题。这几年随着财富阶层的兴起，社会观念的转变，慈善又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词。慈善更多来源于中国传统，依赖于道德系统。

公益这个词在旧中国是没有的，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并逐渐被广泛使用，从字意来看就是公行天下、益于他人，这里借鉴了国外的慈善概念，用的是汉语词汇。有时候二者也会被等同，但慈善的历史更久更具传统性，公益则更偏重于制度而不是道德。

慈善更多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被用来考量一个人有没有善心，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公益是制度、是组织效率。慈善个人行为比较多，任何人都可以做，你可以不注册，考核慈善是用道德尺度、道德眼光。公益则往往是考虑组织性，如NGO①，人们更关注的是它怎么治理、谁去做、怎么维持、如何考核它实际的绩效等。我们曾去美国研究永久性公益基金会，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考虑其可度量性，而道德往往很难度量。

我最早参与发起的爱佑华夏基金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私募公益基金。我们研究并尝试了很多项目，先是和艾滋孤儿相关的项目，做得不太成功，因为那时对社会心理没把握好。我们把这些艾滋孤儿请到城里来，安排在爱心家庭里，这些小孩开始很紧张，待了几天后有些孩子开始产生对立情绪，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生活那么苦，而城里人居然过得这么好，尤其当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带他们到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后来我们又做给聋哑儿童装耳蜗的项目，一个耳蜗20万，我们专门到幼儿园给他们装；因为要进口医疗设备，效率很低，一年做不了几个。小孩装上人工耳蜗以后，还要接受好几年训练，才能够借助人工耳蜗像正常人一样听别人说话。接着我们又做贫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项目，这个项目成功了。在中国每年会有20万这类患病儿童，来自贫困家庭的占三分之一，我们设法找到他们并给予治疗。现在该基金成功救治过的患儿人数已经突破10000人，成为全国慈善基金中同类项目支出最大的基金，受到民政部表彰，并已成为全国性的私募公益基金。

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有我、王兵、李东升、朱新礼，最早在万泉新新花园的小办公室里办公，从300万开始，到现在每年能募四五千万。这个手术不会有医疗事故，一旦治好，终身不再复发。现在爱佑华夏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公益基金。这是可以度量的，但道德怎么衡量？我们评首善，捐钱多的不一定就是首善，还要看效果。善是道德概念，善无止境，不分伯仲；做生意要看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做公益也要用数量标准来说话。公益组织考核的最大标准是组织效率。

第三，慈善具有广泛性，参与人多，人人可为，而且没有门槛，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而公益却一定要注册基金（NGO），比慈善更加组织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参与的人是少数、特定的人群。所以，我主张民营企业逐步由简单做慈善，转变成更多地去推动公益事业，通过组织、制度、效率的改善，通过治理结构的提升，通过专业人才的努力服务，逐步扩大公益的覆盖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监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开展活动。现在北京有公益论坛、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等公益组织，很多企业在借助公益，更多是选择从公益这个角度来谈问题，注重NGO属性，侧重于组织效率、治理结构和专业性、独立性，从这个方面履行股东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并使之制度化。这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是近百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