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

西藏在中国汉朝的时候隶属西羌国，唐代属吐番国，明代被称为乌斯藏。藏人历来信奉佛教。藏区最初流行的是红教，民众相信各种苦修、符咒和吞刀吐火之术。期间有著名的活佛宗喀巴来到藏区，他独自进入大雪山，苦修念佛并最终悟道。悟道之后，宗喀巴校正颁布各种教义戒律，排除幻术，创立了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黄教，其教义传遍藏地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且深入穷苦牧民和各地信徒的心灵，至此，历史更为古老悠久的红教开始衰亡。宗喀巴大师身旁有两名徒弟，一个叫达赖，即当时的西藏王，平时住在拉萨城里，掌握全西藏政教大权，地位跟显赫的罗马教皇相似；另一个名班禅，驻后藏，仅负教皇之名而已。清朝初年，北京的中国满族皇帝为了更好地管辖各地边境，特在对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路途遥远的西藏境内设立一名驻藏大臣。驻藏大臣长年驻守在拉萨城内，往返于拉萨和北京之间，加强藏地和内陆之间的监督管理。此后不久，与西藏毗邻的佛国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陆军部派驻的部队直达喜马拉雅山麓。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俄国武装势力，也屡屡入侵位于中国版图上的中亚边境，企图翻越世界屋脊的门户帕米尔高原，侵占中国领地。英、俄之间的争夺加剧，只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私利。

英国人是想假借西藏这块天然广袤的牧场，进而觊觎中国内陆的四川省，以实现其谋略多年的扬子江势力范围。俄国人是想通过西藏天险，再加上其远东军事战略上印度那一块地盘，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一举夺取牧草肥沃、幅员辽阔的新疆省，再进一步染指塞外蒙古。在这个过程里，由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的爆发，使得大英帝国失掉了在海外最肥沃的一块殖民地，负痛而走的英国军队从此就把其占领下的东方的印度视为心爱的“天府”之国，英国和西藏的关系，无形中更加紧张。一方面，英国害怕俄国在西藏的问题上捷足先登，于是在一切军事外交政策上展开先发制人的手腕：利诱当时的达赖喇嘛；认可西藏为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唐古特政府[1] 直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英藏新约”[2]，而当时北京派驻拉萨的汉人特使，也在英国人的反复利诱下糊里糊涂在条约上签了字。之后，国势衰亡的清政府遂不能再过问西藏的政务。达赖既入英人彀中，余下的驻藏大臣，一个比一个昏庸老朽。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清政府也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河”的境地，根本没有心思再去过问西藏的事情。原来强大的毗邻逼近，是要再三巩固自己家的藩篱，一刻也不能够放松！又过了几年，达赖慢慢知道了英国人心里盘算已久的阴谋。他的下属中有一位名叫边觉夺吉的藏王，因为对沙俄有了好感，且心存幻想，竟轻率举兵，要求联俄抗英，以参加俄国皇帝加冕礼的名义，远赴莫斯科以施展其“纵横捭阖、以夷制夷”的战略——有点像现代战争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合演习。消息一出，激怒了一直虎视眈眈的英国人，他们立即调派数千精兵越过印度西藏边境的雪岭，向遥远的拉萨进军。

闻讯色变的达赖喇嘛，一筹莫展，只好依据古老的旧法请来建亭寺的高僧跳神问卜，以决定是迎战还是求和。事毕，护法僧回答他说：“佛能佑我，敌可虏而收其器械，请决战。”意思是这一仗可以打，藏兵有佛祖保佑，俘虏敌人的同时收缴他们的兵器，可以战胜。满腹狐疑的达赖相信了他的话，立即下令调动数千藏兵迎战，试图抵挡英国军队于庆喜关外。英国军队虽然没有高原作战的心理准备，但凭借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冒险涉猎的战争经验，借助当时最先进的陆战武器，涉险深入。双方的第一次遭遇战，英军仓促应战，死亡一百多人，只好暂时退兵。

藏兵大喜，以为神言已经应验。但没能高兴多久，英军重新整顿队列，再次入侵。这一次，素来缺乏实战经验的藏兵大败，战场形势急剧扭转，藏兵阵脚大乱，丢弃下一千多具尸首落荒而逃。这可苦了镇守拉萨城的达赖，他知道大势已去，局势的变化对整个西藏不利，就叫手下人逮捕了那名战前献卜的建亭寺护法僧人，以寸磔之刑[1] 杀死了他，并且将他的母亲囚禁在工布的头波沟，自己则携带用数百匹马驮装的金银珠宝，率领千余名当时西藏的政教要官奔赴哈喇乌苏，即中国的青海方向，去北京向清廷求救。因为出行队列过于庞大，行速迟缓，达赖又害怕英军从后面追赶上，就把随身携带的一部分珍贵宝物秘密藏匿于一个喇嘛寺中，留下官兵守卫，自己带百余人越过昆仑山，为当时的慈禧太后诵经祈福。慈禧素来信佛，听说此事，大怒，遂命令当时的四川省总督派遣军队，取道川藏线赴援。那一年我正好担任四川陆军第六十五标队营长官，于是随大部队即日开拔，进军西藏，由此开始了我这段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一九零八年，我从长沙军校毕业后，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1]。湖南新军由当时的湖南总督端方首创，以旧有的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个标营，士兵大多是农家稚子，领兵的将校大多出身行伍。唯独我所在的部队士兵，都是新近招募自湖南老家的青年学子，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操练时吃得了苦，战斗作风也很顽强。当时革命思潮已经在全国各地萌芽，湖南境内，响应者更多。

当时的几次革命行动，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他们都逐渐知道了，如果不设法联络军队共同革命，不足以颠覆当时顽固的满清政府，于是设立同盟会支部于长沙。我因为对清政府内扰外乱状况日复一日的不满，所以醉心于新的政治革命，并为自己部队属下有很多有思想的青年才俊而暗自庆幸。平常，在枯燥的训练之外，我也从地方上请来了有名望的老师，在军营里对官兵讲解些国文史地测算课程，几年下来，众人思想为之一变，且大半加入了同盟会，有时，我们还尝试着弄些秘密集会于当时长沙的天心阁，属下士官，一时士气高涨，到湘江上乘船，到野外远足，激昂奋扬之情状，不可描述。在这乱世动荡之际，我的心里也时常苦闷抑郁，矛盾重重。既想谨守古训，鼓励激撮，以为清政府即日可以被推翻，但又害怕开场容易收场难，往往救国者，日后必将误国，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反复复，简直太多了！想来思去，我拿不定主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到上司那里，恳请他们允许我解职归里，回老家种田为业算了。

第二年，一名要好的同学到军营来约我与当时的湖北总督赵尔巽会面。在这之前，我听说过赵尔巽[1] 的赫赫大名，他在清朝那么多的封疆大吏中，做官为人的名声最好，回湖南后又老当益壮，锐意进取，常年兴学练兵，像我当时这样的年轻辈官兵，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教益。他的弟弟赵尔丰，是四川总督，我知道川军那边将要有一次川边之行，急需年轻将材。我们的会面，交谈甚欢，末了，赵尔巽表示愿意出资派遣我及手下进入四川腹地，到他弟弟那里去干一番事业。我欣然答应。很快，我就起程了，但到了成都，他弟弟赵尔丰竟怀疑来自湖南的人都有可能是革命党，一概不予重用。过不了多久，他的大哥尔巽又新任四川督军，弟弟尔丰则被朝廷授予即将进藏的川边大臣，他任命我为六十五标营队官，隶属协统钟颖部管辖，并且分派防驻百丈邑。

这一段时间，我有很多空余时间，也听说了英国军队在西藏境内的行动，刚好我有一个刚从西藏一路涉险归营的部下，就立即派人叫他来，打听西藏山川风俗的情况，并一一参考手头仅有的一部分地图史料。如此一来，对西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这一天，正好逢上我的上司钟颖奉旨援藏。我暗自兴奋，立即草拟出一份进藏西征的计划书，详尽历举了部队行军打算，钟颖读后，大加称赞，立即召我赶赴成都总部，委任我做一标三营督队官。我以自己的家属亲人都留居成都、无依无靠为由，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却在一旁不停地劝我听命，师长钟颖又再三馈赠作为家用的金子，且许诺每月的饷金加倍，使我感激莫名，我才最后答应了带部队赴藏这一路途艰难的使命。

当时在中国的南方，革命思潮遍地开花。四川已经算僻在边隅，但那一年里，捕杀革命党破获机关的事情，也不断听说。青年志士，成群结队地走向街头，走上革命的道路，排满运动，如烽火燎原。我入藏决心虽然定下来了，但家里一个侄儿病了，妻子年龄又小，凄凉异地，形影相吊，家里人听说我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个个抱头痛哭，就好像给死人送葬一样。我自己，一时间也感觉到和亲人难分难舍了，想起古人说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不禁仰天长叹。考虑再三，想起师长钟颖待我不薄，又念革命潮流，国家动荡，无论男女老幼，终难避此劫，更何况平时自己在军营里奉公守法，什么也没做，但四川当局却已当我是危险的革命党人了。这样在异乡做客或生活下去，一定不是长久之计。西藏地方僻远，风俗原始，何不借这次随部队援藏的机会，到那边去散散心，玩乐一遭，漫作避秦之游？于是我定下心来，百般劝慰家中老小，把余下几年的家事安顿妥当，挥泪和妻小话别。

那一天，正是宣统元年（1909 年）七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