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孙、黄莅临北京和聆听孙先生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民国建立以后,天真烂漫的同盟会会员们以为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了。于是便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议,意即革命成功,不必再用“革命同盟会”这样的名称,而应成立宪政下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了。
梁先生说,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领导人莅临北京。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束,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由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
孙中山、黄兴到达北京时,许多在京的同盟会会员都前往欢迎,我也参加了。孙、黄两先生是在前门车站下的火车,袁世凯派了代表和欢迎人员在车站迎候,还有数目不少的保安人员。记得孙、黄步出车站后乘坐的是一辆铺黄缎子座位的新马车,当然这也是袁世凯让人先准备好的。由于在车站上迎候的有许多同盟会会员,当大家终于见着了崇敬的领袖,兴奋之情不可言喻,因此欢迎场面是相当热烈的。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会场上却发生了一起风波,正值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不在场。党章是以英国政党章程为模式制定的,而那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而同盟会则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为这一条,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提出质问,而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又一时无法答对。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以至于一哄而起,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不放,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先生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
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便先后发表演说。黄先生讲得很短,孙先生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先生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先生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作出了准确的统计。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牢牢盯在孙先生身旁,每当孙先生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先生的衣服,示意孙先生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因为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先生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当选为领导人者只有他一人是满票。这一改组,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别的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
在梁漱溟老先生讲完上述几件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之后,笔者又提问:你作为一名75年前的老同盟会会员,能否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说几句话?他略作沉思,便笑着说:75年前,我也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当时与我差不多的同龄人,后来经过种种磨炼,才逐渐成熟,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其中许多人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信念是爱国家、爱民族。有了这个基本而且不动摇的信念,才能谈及其他。如今是80年代了,情况虽大大不同,但爱国家、爱民族、爱科学、爱文化,树立信念,确立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息,这对于每个年轻人恐怕还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