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隆冬的一天，年仅23岁的梁漱溟带着时任教育总长范源廉（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范任次长）的介绍信和他在这年上海《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主办）6、7、8期连载的长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去拜见刚刚走马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梁漱溟的心情是复杂且颇有点不安的。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曾祖父梁宝书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即举家迁京，几代在京津直隶做官。父亲梁巨川（名济）顺天乡试中举，官任四品内阁中书和内阁侍读，力主康、梁维新，受到变法失败的打击，辛亥革命胜利后更沉入苦闷，最后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宗旨，留下遗书，自投积水潭而死。

梁巨川的自杀曾在《新青年》杂志和其他报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梁漱溟也参与其中。梁漱溟极为尊敬父亲的学问和人品，其父亲人格力量影响着梁漱溟的一生。但少年梁漱溟并没有因此追随父亲的“殉清”之道，而在顺天中学堂毕业后的1911年，加入了京津同盟会，毅然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梁漱溟进了《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及多数编辑、记者均为同盟会员、国民党人），以记者的身份参加当时北京的社会政治生活。

《民国报》改组后，梁漱溟赋闲在家，一头扎进佛学、哲学，简直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究元决疑论》得以在最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便是他奋发自学数年的成果。梁漱溟因此没有继续升学深造，论学历他只是一位标准的高中毕业生。

因为蔡元培是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民国报》外勤记者的梁漱溟，曾若干次见过蔡先生，自然是他认识蔡，而蔡并不记得他。又因为蔡元培自身是哲学家，梁漱溟一直沉醉于佛学、哲学，他又早就拜读过蔡先生的《哲学要领》等大作，可以说慕名久矣！更巧的是梁漱溟因他的舅舅张耀曾其时出任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梁和好友沈钧儒（衡山）一块儿给张耀曾当秘书，沈负责外勤，梁负责机要。梁漱溟以内阁司法部工作秘书的身份讨得教育总长范源廉的介绍信，前往刚刚上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家中拜访。梁漱溟的动机，是想通过这次拜访，得到蔡元培的当面教诲，自然也希望有机会到北京大学深造。由于这些，当单独面见蔡元培的机会一旦到来时，梁漱溟有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寒暄之后，蔡元培翻看了一下介绍信和《东方杂志》，没等梁漱溟发问，仅仅正视了梁漱溟一眼，就开门见山地说：“好，你来得好。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路过上海时就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自己是搞哲学的，更要把哲学系办好。看了你的文章，我知道你潜心研究佛学，还旁及东西方哲学，包括印度哲学附录二：蔡元培破格任用梁漱溟。我是下决心要把各方面的哲学人才网罗到北大来的。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你可以算一个人选。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我约你到北京大学再谈定，好吗？”梁漱溟听了这一席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发呆了好一阵子，才回答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担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我的本意，是来求教于蔡先生，希望能得到深造的机会。”梁漱溟的话还没有讲完，蔡元培便接过话头继续说：“今天我另有约，怕不能细谈了。我们只是先见一面，过几天再到学校细说，但我邀你来北大任教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考虑好再作决定。我的看法，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况且现在一切都在创建，万事开头难，不可求全。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青年梁漱溟性格内向，见蔡先生这么说，便起身告辞，感谢蔡先生的盛情美意，答应回去再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