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首发我撰写的专访梁漱溟的文章《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算起，已整整27个年头了。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病逝至今，也已经过去了18个春夏秋冬。岁月飞逝，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了梁漱溟先生。本世纪以来，梁漱溟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者不断增多，各种著述陆续出版，而广大读者依旧热情不减，使这些著作的发行量足够保本，多数还有盈利可赚。这在当前众多的历史人物研究的著作常常由有关部门拨款补贴才得以出版的情况下，的确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原因何在？我以为这虽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其共同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是20世纪新儒家的开创者，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又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的独特的思想和学识，他的特立独行的坎坷的人生经历，他的一辈子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铮铮铁骨，是十分不同寻常的，也是若干同时代的知名人士所不可企及的。

关于我本人二十多年来撰写梁漱溟传记作品的风风雨雨，不必重复细述。现在回顾，我首先是在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大力支持下，写成了《梁漱溟问答录》。先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而后梁先生本人写序，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梁先生生前欣喜地看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可惜未能目睹几年内即发行了近十万册的盛况。事隔1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2月又编辑、出版了新版《梁漱溟问答录》，也印刷了两次，发行量已达15000册。到了去年7月间，香港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主持人，因为看到新版《梁漱溟问答录》而邀我做了一个专集，题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播出后反响依然十分强烈。

后记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05年为我结集出版了《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一书，而后又注意到我在1988年《梁漱溟问答录》首次出版发行的前后，直至2005年7月间为止，我还撰写、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梁漱溟思想和生平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史料比《梁漱溟问答录》有所增加，其中有几篇是去年香港凤凰台采访时翻箱倒柜查找原始材料新发现的。第二，所有文章都是以第三人称撰写的，每篇文章都有一部分我对梁漱溟思想和生平的思考和述评。这部分内容，是在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梁漱溟问答录》中所没有的。提议我将新发现的原始材料结集为《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我同意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意见，精选出这些文章中的十余篇，结集出版《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现在呈献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面前。

梁漱溟的思想和生平的确不同寻常，但同时也是复杂、曲折的，不容易一下子搞清来龙去脉。比如，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已经把解决“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据悉，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有位著名的学者在发言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提出要重视“三农”问题的是梁漱溟老先生，但众所周知，他当时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话是对的，但一细想，却并不完整。关于这场风波的始末，读者可参看本书收集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我要说的是，1953年梁漱溟何以在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会上提出要重视农民和农村（那时不叫“三农”）问题，这当然与梁漱溟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进行社会实践的历史有关。于是这个问题又引出了下列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梁漱溟当年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是像30年前那样，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说成是反动的，反革命的，还是应当重新审视历史，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作一番认真的研究，看看究竟还有多少可取之处？窃以为，我们今天的态度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1953年的风波，更有问题的是另一面，即毛泽东何以完全不接受梁漱溟当时的意见、建议，而且把他一棍子打下去？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梁漱溟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指毛泽东的第一次讲话）的批判不服，坚持要当众答辩，顶撞中伤了毛泽东的面子，而爆发了这场冲突。应当说，这里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中国要强兵富国，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发展重工业，首先要顾及的是工业建设（含城市建设）和工人利益，而实际上不可能也无力量顾及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辽阔的农民和农村。又比如，为了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突出政权稳固和领导权问题，因而不允许梁漱溟发表这种有可能扭偏国家工业化大方向的“错误”意见，等等。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都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思想理论和社会背景的。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我以为，对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梁漱溟的一生，包括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实践，他的价值，仍有待于后人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是为本书的后记。

汪东林 

2006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