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在整理、写作此书过程中，翻选一篇篇散落在报章杂志和旧著中的稿件，不由得又一次勾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再一次缅怀起我曾经多年为他们服务过的梁漱溟、赵朴初、费孝通、程思远、孙起孟、雷洁琼等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我的心绪因此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我仅就梁漱溟先生一人多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辞世。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因工作关系与他结缘，长达20年每周在学习会上相处两三次。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冻结”多年的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得以“解冻”，我这个晚生的有心之人也以精心保存的百余本记录本为基础，敢为天下先，最早在报刊发表称道梁漱溟先生的文章。如果从1980年11月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算起，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没有准确统计，几十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关于梁漱溟的文章，数以百篇计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仅以专著而论，就有新旧版《梁漱溟问答录》（旧版15万字，1988年出版；新版27万字，2004年出版）、《梁漱溟与毛泽东》（自1989年初版至本世纪初共4个版本），而最新的一本，即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曾印刷两次。

坦率地说，旧版《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的时候，在国内不但没有第二本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书，就是由美国汉学家艾恺撰写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在国内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正因为《梁漱溟问答录》的出版，而引发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内的数十家大小报刊发表评论拙作的文章，开始把有关梁漱溟先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逐渐公之于众，广为人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向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时间内，仅就国内而言，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专著，或评传，或传记，或儒学研究，或佛学探讨，已有几十种之多。这些著作我大体只是翻阅，有时还是经人推荐才知道的。总的说是件好事，从无人敢言，到众说纷纭，各种著述均有自己的特点，也免不了有充数其中的。但就我而言，所有著作凡引用1949年后梁漱溟先生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言论的，均注明出自汪某人的《梁漱溟问答录》或其他著作。仅此一点也可说明，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许多言论均被“冻结”而不为人知，而笔者因工作之缘，又确是有心之人，才得以保存了梁漱溟先生历时二十多年唯一政治舞台即以人民政协大小会议上直言的闪亮发光且有史料价值的言论。现在回想，我这个当年的记录员，或尊称为学习小组的秘书，还真的在1979年之后，为梁漱溟先生立传做了许多有益于澄清若干重要史实的事情。

增订本后记现在再回到这本《“反面教员”梁漱溟》上来。我要向读者着重推介的是，这次新增的数篇文章中，第五篇是17000字的《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所谓文如其人，梁漱溟先生一生坚守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风骨再一次得到印证。至于《梁漱溟与赵朴初》、《梁漱溟与冯友兰》等数千字的短篇，则勾画出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的友情、交往和纠葛，相信读者看着也会有趣味的。特别是作为本书《代序》的费孝通先生的仅有1400字的《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短文，可以说字字千钧，对梁漱溟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品质和人格魅力作了高度评价。应当指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是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面对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千余位学者、教授、大学生和新闻界人士讲的，说者和听者都肃然起敬，笔者是现场目睹者之一。是的，梁漱溟和费孝通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又是知名的学者。他们互相敬重，心心相通，是自然而然的。笔者有幸同他们二位多年相交相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写到此，悲从心生。我真的深深地怀念他们，毕生忘不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忘不掉他们的崇高品德，忘不掉他们的尊贵人格……

汪东林

2011年7月31写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