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陈铭枢。他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担任过军政要职，长时期反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因为笃信佛学，在20年代就慕名与梁漱溟结识，深知梁的思想和为人。他面对疾风暴雨般批判梁漱溟的现实，不知从何说起。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站立起来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他说：

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那就是：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的发问，使热闹非凡的会场刹那间一片寂静。大家都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主席台，注视着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略加沉思后从容地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10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应该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李、张二先生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一位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位是民盟中央主席，地位和影响超过何香凝和陈铭枢；第二，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9月12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曾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

至于李济深、张澜二先生与梁漱溟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有必要作简要的补述。

李济深（任潮）与梁漱溟相交在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决定抛弃出世思想，李即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黄靖贤与梁漱溟婚配。在这之前好几年，伍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庸伯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去办“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的交往和友情由此而进了一步。20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是中央常务委员，并在1947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济深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出像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的检讨所能奏效的。他们认为，这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出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济深与张澜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毛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已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再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