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文：能确切地说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得出这种想法的吗？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３年，尽管此前我已经接近这种结论。当我成为党的领袖――这在当时意味着也是国家领袖――时，我曾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可以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了。我当时认为，可以使现存社会主义获得第二次生机。我的思考和我同安德罗波夫的争论使我产生一个思想，以为"多一点民主"就意味着"多一点社会主义"。列宁逝世前，当看到国内形势的发展不尽人意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有些人认为，"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的说法是文字游戏。当然这是形象的说法，而不是理论原理。

斯拉文：但是这个说法正符合问题的实质，因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变为自己的对立面。

戈尔巴乔夫：我觉得这个说法容易被人接受。因此我把自己的报告称为"群众活生生的创造"。但是开会的前一天契尔年科给我打电话，说要全部取消。我表示反对。亚·亚科夫列夫坐在我办公室，我们对报告的文字作了最后的加工。季缅宁看了一遍报告，提了一条意见。我给里·科索拉波夫也寄去了报告。他连一个逗号都没改就退回来了，大概是心灵受到了伤害。科索拉波夫作风是一种现象。我不知道，您对他看法如何．．．．．

斯拉文：你们是相互反感。

戈尔巴乔夫：是相互的，很好。如果是单方面的，就不好了。就这样，我在这个报告中发挥了使社会民主化的主题。我那时坚信，正统派和原教旨主义已经过时了。对于我来说，"布拉格之春"更多的是人道方面的悲剧，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斯拉文：那么您同情"布拉格之春"吗？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方面我是这样理解的：这可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公开战胜我们无望后就尝试着从内部搞动作，通过意识形态的腐化作用。１９６９年访问布拉格之前，我始终这样认为。此前我是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审理过几例反对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共产党员的案件。

斯拉文：我当时在莫斯科大学文科系哲学教研室的研究生班学习。当时党组织对我进行审查，只是因为我讲"人道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难道不人道的社会主义就好吗？"

戈尔巴乔夫：我是同叶戈尔·利加乔夫、马丽娜·茹拉夫廖娃、鲍里斯·帕斯图霍夫一起访问布拉格的。当时我们在尼古拉·佩特罗维切夫的领导下试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同我们的青年组织建立联系。那时，我看到了普通人对五国行为的态度。

当我们来到波尔诺工厂时，工人们都背过身去，不想与我们谈话。我觉得自己像在传染病房里一样。我当时想，不应该这样。正是１９６８年以后苏联开始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运动。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令人难忘，后来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