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文：可您为什么不再实施加速科技进步的任务呢？

戈尔巴乔夫：我们立刻提出问题，不应该通过从上面施加压力来提高速度，而应该想办法刺激劳动积极性，提高经营的自主性，重新分配主要经济环节和部委之间的权限，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最后，开始提出改革选举的思想。现在人们常说：全被戈尔巴乔夫搞得乱七八糟的，书记要选举，厂长要选举，主席要选举，校长也要选举。但当时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公民意识。

斯拉文：我想，这个目的您达到了。或许，这是改革主要的和积极的一面，改革还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改革开始时提出的许多正确思想并没有得以实现，包括加速科技进步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改革十周年的民意测验结果令我震惊：被调查的人中有４５％的人认为不应该开始改革，而４０％的人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我认为，这些数字说明人民拥护改革。当人们在贫困的条件下生活时，还有４０％的人拥护改革。更令我惊奇的是，人们还记得改革年代积极的因素：选举厂长，通过竞选选举代表，企业自主权，租赁，公开性。有些人把今天的状况同改革联系起来，因而不少人在回答是否应该开始改革的问题时给予否定的答案。但是，人们还记得选举、公开性等积极因素。这恰恰证明了您的想法，即改革在开始时是受到热情支持的，人们对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值。

斯拉文：或许这恰恰说明，那个社会是可以改革的？

戈尔巴乔夫：总之，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间，出现了官僚抵制不断增强的问题。从１９８６年秋天起，我们开始筹备关于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决定在１１－１２月召开，但是没有开成。西方开始喧哗：戈尔巴乔夫开不成全会了，他受到强烈的抵制，政治局内部斗争激烈。这是夸张，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些问题，政治局内部也没有分裂。当时大家都还认为需要新的干部。在起草中央全会的报告时，我碰到一个问题：对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传统题目必须改变提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改革的命运问题。报告对这个问题也是这样阐述的。应该说，一月全会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步骤，第一次对停滞时期进行了评价，对党内选举产生的机关的作用作出了评价，阐述了它们的作用是如何被贬低的，所有工作是如何被上面指派的一小部分人所操纵的。我担任边疆区委书记共九年的时间，我从内部了解这个体制。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反映很好。但令我惊奇的是，这次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为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为政治改革，为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开辟道路的一次会议，但在现实中却被官僚们否认了。中央全会后一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