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文：您能具体谈谈这个情况吗？什么时候，在哪个领域里这个斗争表现得最激烈？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８年２月召开了教育改革问题的中央全会。利加乔夫应该做报告。但是在社会上人们的热情已达到炽热得程度，我认为应该在会上就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讲话。于是我先谈了"社会主义哭灵人"的问题。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指出我们往往把那些信奉教条的人称为共产党人，而把自由、民主的拥护者称为市场派。这是一个转折。从这里开始了潜在的，后来越来越激烈的斗争，斗争逐渐表面化，引出了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宣言》。

斯拉文：能否详细谈谈这个历史事件。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传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似乎是利加乔夫鼓动撰写和散布这封信的。我问过利加乔夫，他回答说，他与这封信没有任何关系。

戈尔巴乔夫：我从南斯拉夫回国后得知，这封信在政治局有独特的诠释。在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会间休息时，维大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当着许多政治局委员的面突然说到这封信："看――这也是标准！"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引出了这个话题。我们争论了两天，因为要弄清立场。最后把这封信评价为反改革的宣言。实际上，背后的指使人企图利用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担忧，放弃开始的事业，搞复辟。总的说，这是有预谋的举动。叶戈尔·库兹米奇在政治局会议的激烈争论之后走到我面前，要求进行调查。我回答说："叶戈尔·库兹米奇，如果我在政治局内部搞调查，那就完了。"

斯拉文："调查"是什么意思？

戈尔巴乔夫：就是调查他同这封信的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他插手了这件事。如果不是他，那就是他的助手。我认为，这与筹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有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纲领举行这次代表会议。我在二月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行动纲领。这不符合保守的反改革势力的口味。于是他们决定掌握主动权。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是否定我在全会上发言的全部提纲和全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