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我们在全会上前进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地方。我非常信任瓦·梅德维捷夫。他是一位优秀的理论家，而且想什么说什么，因此我们至今仍然是朋友。我同他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如果让现存体制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实质上就不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而是在捍卫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强加给我们的模式，把它变成现实制度。这哪里是社会主义？这只是口号！只不过是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而已。

于是我们提出了民主、政治多元化等思想。在多党制的理解方面，情况很复杂。我当时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

斯拉文：那样的话，党内必须有反映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纲领派。

戈尔巴乔夫：是的，是的。事实上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一旦我们给发扬党内民主进程创造了条件，党内立刻出现了许多运动和纲领派。

代表会议是向新社会主义观过渡。这里谈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这是对斯大林体制的否定，但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我再扯得远一点儿。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在讲话中维护社会主义。有人对我说："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明白"。可是，不久前这些聪明人在《别无选择》一书中谈的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吗？他们批评整个斯大林时期，主张带有民主面貌的社会主义。

斯拉文：开始时所有跨地区议员团的人都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民主革新是改革的目的。这一点写进了他们的纲领性文件。

戈尔巴乔夫：他们也是尤·阿法纳西耶夫主持的这本书的作者。现在他们这些聪明人却说，１９９１年8月之后国家走的路是错误的。原来，我们比他们了解得更深刻，看得更远。不错，最初谈的是社会主义的个别扭曲现象，后来当看到制度同斯大林体制联系在一起，模式是强加给人民的，是依靠镇压来保证的，人民被剥夺了管理国家的权利时，我们明白了，应该走另一条路。因此提出了必须改革政治制度的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我们的政治改革是不是搞得太急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搞得急了。当时等待我的是赫鲁晓夫的命运。再开一两次中央全会，改革就会被断送。从１９９０年秋天，尤其是１９９１年开始，每次中央全会上都有一些中央委员在"打倒戈尔巴乔夫！"的口号下发言。

斯拉文：是什么因素导致建立俄共和苏共内部的其他流派？据我所知，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有些组织追求的是复辟的目的，一些人主张回到斯大林时代，另一些人则想走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问题很复杂。这是改革派同反改革派斗争的结果，也是各种利益的反映。正在起草中的新党纲实质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党纲在１９９１年７月的中央全会上获得批准。我们打算在１１月份召开代表大会并同苏共内的各种派别划清界限。那样的话，必然会出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这是一种正常的过程。当时打算集中精力从事国务活动，把党的领导职能交给其他人。我很了解我们的党，它的力量和能力：甚至现在，在受尽创伤之后，它仍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保存下来。但是，作为一个在党的非常重要发展阶段为党付出巨大力量的人，我不想抛弃它，把它转让给各种运动的领袖。

斯拉文：当时苏共已经分裂成若干左翼激进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戈尔巴乔夫：是的。当时苏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运动，内部有若干派别：丘利金派、尼娜·安德列耶娃派、民主纲领派、科留奇科夫纲领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