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咯咯”一笑，开了句粗俗的玩笑：“我只知道有公鸡、母鸡，怎么鸡里面还分高鸡、矮鸡？”

她的话让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冯玉珍其实很看不惯赵萍，但弟弟小五和赵萍是天生的一对，两人只要在一起，就黏糊得不行，他们那些表示爱意的言词举动，让人看了都觉得肉麻，可他们自己却一点不扭捏，显得十分自然。大概是爱屋及乌吧，看在弟弟的分儿上，赵萍的做派语言再怎么过分，冯玉珍也不去说半个不字。

我有时倒羡慕小五找了这么个老婆，如此通融大度，让老公无牵无挂地在外面潇洒，自由自在地发展。什么叫贤妻良母？在今天这样的年代，观念应该变了。冯玉珍的表现就远远比不上赵萍。所以呀，传统的标准早就不合时宜了！

有时，我也不和冯玉珍打架，而是采用另外一种战术，就是，冯家遇到事情需要我出面解决或“摆平”，我找出种种理由推托拒绝，有能力也不帮着办。

当初冯玉珍嫁给我，从家庭身份上来讲是“下嫁”——我的家庭出身是纯粹的农民，而她的父母都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可是，后来随着我的身份不断提升，从机关一个小科员爬升到开发区主任、副市长，我在冯家的地位便急遽上升。尤其是当临湖市推行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工人开始下岗，冯家好几位成年人从原先的工人变为或即将变为下岗人员的时候，我的作用开始发挥。权力真是个好东西，我用不着做太多的工作，只需要跟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企业打个电话，冯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下岗再就业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像冯家的二姐二姐夫，从效益低下的市属企业调入到国有电力企业。国有电力企业虽然不归地方管，但他们线网改造、企业增容扩建包括修建道路、修建职工宿舍等等许多方面都须地方配合，我们不配合，他们就抓瞎，所以，对于我们市领导提出的某些个人要求，他们一般都满口答应。

冯家这一类“重大问题”的解决，离了我他们谁都玩不转，所以他们全家对我逐步以一种仰视的态度来看待，尤其是小五。这小子从小被父母惯坏，养成了游手好闲的毛病，也没有个正当职业。后来打着我的旗号做生意，免不了有强买强卖的行为。底下不是没有人跟我反映这方面情况，可我却装聋作哑，别人也就不好怎么样他。当然，小五也不是傻瓜，别人对他有意见，反映到我这里的事也传到了他耳朵里，他生怕自己的生意以后不好做，对我是再三巴结，唯恐我甩袖子不再管他。

冯家二姐夫（对我而言则是连襟）进入电力公司，工资比原先的企业高出七八倍不说，其岗位也轻松，就是挨家挨户抄抄电表。可人就是这么个东西，跟驴子一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过好日子的时候不珍惜，嚼菜根的时候才悔不当初。

我那连襟也许觉得抄表工这个岗位来得太容易，竟至变得越来越懒。本来，还按月到时间每家每户敲人家的门，上个月总计用多少度电，这个月电表走了多少，记录得清清楚楚。可手上有了钱，又有了时间，他迷上了打麻将，有时一赌一个通宵，到第二天该抄电表的时候，他不去抄表，却躲在家里睡觉。白天睡了，晚上起来又邀上牌友上桌。最后要交各家各户用表量的表格了，他便胡乱填个数字交账。结果，有些单位发工资的时候，人家看见扣的电费和自己家的用电量根本不符，纷纷向电力公司提意见，说电力公司是电霸，这边搞着垄断，那边还乱收费，公司的头儿也是有口难辩。公司一位老总有一回挨了用户的骂，一怒之下说，要那个姓康的下岗，别在这里不干活白拿钱，败坏公司的名声——“那个姓康的”就是我老秦的连襟，果然第二天他就被“暂停工作，回家休息”，实际上是给开了出来。

他灰头土脸地回家，成为冯家一件大事。岳母整天唉声叹气不说，冯玉珍她二妹也哭哭啼啼，找到我家要我替老康说情。我刚好那阵子和冯玉珍怄气，每天都借口开会加班，不到深夜12点不回家，二妹在我家不好待到太晚，连续来了几天都没见着我。

冯玉珍起初还跟我犟着，不肯跟我说这件事，她还另搭了一张床，做出要跟我对阵到底的姿态。可是，她二妹每次来我家，一见面就涕泪交流，她老娘也一天三四个电话地责怪她见死不救，有了地位就不管弟妹。于是，那天，她不得不深更半夜来到我床前，要我帮着解决妹夫工作的事。我用脊背对着她，说：“你们家的事你做主，我做不了主。在你眼里，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哪里有资格、有能耐去管人家！”她碰了钉子，不敢吱声，只好低声下气地跟我商量——其实是在哀求我出面。我躲在被子里暗自发笑，可嘴上却用无奈的口气说：“我这个连襟啊，真有点烂泥扶不上墙。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要是他还这样下去，那可就天王老子也帮不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