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跨越——城市化地产扩张和资本化外资扩张

重庆实现的地产扩张和外资扩张的“两个跨越”，就是利用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大核心动力，跨越地处西南高山深峡区的经济地理约束进行城市地产扩张，跨越传统产业结构约束进行内在体现“纵向一体化整合”的高端外资扩张。

客观上看，这相当于改变了时空条件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也许，只有以“相对论”为理论工具，才会认可这种改变时空条件硬约束的结果。

谈及时空条件，就得回顾1994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几件大事：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为标志的全球化正式启动，但在同一年，真正问世的却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盟（EU）。亦即，在全球化启动之际，真正实现了的却是区域一体化这种空间调整！

借助区域一体化，大量海外制造业中的规模资本流入中国沿海地区，随着全球500强企业中的80%进入中国，由沿海新一轮大规模圈地建设开发区所拉动的外向型高速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从1994年的不足40%跃升到1997年的约70%，并且也随之相继遭遇了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通缩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WTO问世以后的十几年，区域经济或亚区域经济的整合成为全球热点。透视其中，凡能够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纵向一体化地整合区域内的资源资本化进程。

在全球区域化整合的大趋势下，依靠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和已经形成的结构化的制造业资本，完成对包括中南亚在内的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员与整合过程，在重庆可能是下一步的发展战略。而在90年代外资进入中国沿海的高增长的阶段，重庆地处西南山区确实没有条件接纳外资。因此，在近期，重庆经验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主要是“两大突破”：一是只有突破了地理资源条件的硬约束，才能发挥地处大西南中心工业城市的区位优势；二是只有突破沿海外向型产业“两头在外”势必导致的“微笑曲线”规律的制度硬约束，才能实现对20世纪三大潮流的现代化补课。

重庆需要在十年之内的短时期，以更快速度完成沿海地区20年快速完成的融入并利用“发展”、“市场化”、“全球化”三大潮流的过程，从而更快速地实现新时期的压缩式积累。这也要求必须同时启动发展主义现代化的两大核心动力——城市化和工业化。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做好土地这篇文章，这就需要3.0版本的土地制度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