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运动——上下联动的政治动员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地发生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进程。此后，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占有民间资源的过程往往因为与分散的弱势群体之间交易成本过高而转化为对抗性冲突。

期间，更是惮于西方意识形态主导发展中国家政治化进程的教训，而在自我去政治化的改弦更张之后，庸俗地偃旗息鼓和韬光养晦，遂使整体上从大众信服的道德政治转向官商勾结的世俗政治。这种政治转型的制度收益不仅小于制度成本，而且还使得制度成本向全社会转嫁！这种因渔翁短视而使鹬蚌相争20年的教训不仅至今仍然延续着，而且人们连对此形成基本的思考辨析都尚欠缺。

而在新时期的重庆，资源极度稀缺、环境压力很大，加上以往改制沉淀成本过高等，总体上看不利因素较大。若欲在以往“去政治化”条件下引入外部资本推进稀缺资源的资本化，势必引发与当地利益主体的冲突。看来，想做到既“科学发展”又“和谐社会”，就需要改变在紧急应变的90年代初期采取的政治措施。

从近年来的重庆开展的资源资本化进程看，地方政府在加大国企这个红色资本和外企这个白色资本所占据的经济份额的同时，试图清理“灰色经济”占据的经济空间。与此相应，则是随着政府收益越来越多地来源于这一红一白的正规经济，政府有条件随着推进“改出灰色”的制度变迁。

同时，人们看到的则是地方政府在尽可能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重新构建“良治”基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统政治资源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再政治化”。在完成大规模经济动员的同时，重庆启动了面向广大群众的全面的制度创新，借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通过“三项活动”、“三项制度”和“唱红打黑”这三项运动，重庆正在促进政府和人民上下联动，配合重庆的经济动员和社会动员，而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

这三项运动的内容和方法看似传统，却使得重庆在经济上完成现代化补课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做出努力，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中兴之治”，使重庆大规模占有土地、促进外资进入的发展方式，得到比不这样做的地区更多的广大群众的“政治认同”，也就极大地降低了政府推进资源资本化的制度成本。

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历朝历代皆因资本稀缺而在实质上都采取“以资为本”的政策内涵。其路径依赖般地形成的固有特性，使得一般欠发达地区的竞争、“追赶”以及相应的制度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落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常见的发展陷阱——政府过度举债、大规模投资、粗放发展“灰色经济”，以及相对形成“灰色治理”。

于是，早几年就有学者指出，中国内部存在着国际社会的“三个世界”。

亦即，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类似，普遍存在经济基础上的“灰色经济”和上层建筑上的“灰色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作大规模的社会清理整顿就直接推进大资本和政府权力的直接结合，那就势必产生国家主义的“黑色政治”。其在社会治理上，也就难免变成了很多地方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政府与非法组织构建潜规则的“黑色治理”，以转嫁自身与群众之间对立而导致交易费用过高的对抗性矛盾。

有鉴于此，要在哪怕一个内陆地区实现局部的“中兴之治”，地方领导也必须成为政治企业家：一手担当企业家，执行配置资源的经济功能；一手担当政治家，执行“改出灰色”的政治功能。

本报告归纳重庆市的“三项运动”，就是体现这种政治努力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