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汉学家魏雷(Arthur Waley)眼中，徐志摩在英国的经历是一场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寻师问道。徐志摩怀着顶礼朝圣的心情来跟从罗素，为此他甚至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都不珍惜，漂洋过海到了英国。可罗素那时已经离开剑桥大学，无奈之下，徐志摩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他转到了康桥。

在康桥，他进行了一场心灵革命。他先是下定了决心与幼仪离婚，这决心一下，灵魂便得到了释放。而他生活中的忧郁，似乎也在幼仪离开沙士顿后被带走。于是，那一年，离了婚后的徐志摩开始了真正的康桥生活，他眼中的一切都变得韵致非常。

他每天在清晨富丽的温柔中骑着单车上学，又伴着黄昏返家；当黄昏的晚钟撼动时，他会放眼一片无遮拦的田野中，或斜倚在软草里，等待天边第一颗出现的星；有时，他也会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榆荫下，眺望妩媚的校友居，瞻仰艳丽蔷薇映衬下圣克莱亚学院里玲珑的方庭；而康河两岸协调匀称的学院建筑，是他永远看不厌的风景；他也曾在河边的一处果园里喝茶休憩，等着成熟的果子跳入他的茶中，看着跳跃的小雀落到他的桌上觅食。

也许，他最喜欢的，是单独一人到康河那儿去，在这份“单独”里寻味着康河，就像寻味着一位挚友。河流梦一般淌过翠微的草坪，怀抱住了这里所有的灵性。徐志摩就像当年的拜伦，徘徊于河边，久久不去。这是他向往的自然，是他爱的“美”。当年康河的水抚慰了拜伦的心，而今它激荡了另一个人的性灵，如一帖“灵魂的补剂”注入了徐志摩天性敏感而多情的心里。

但是，徐志摩的心灵革命历程中，不仅仅只有柔丽风光与闲适的生活，如果仅是这样，那便称不上“革命”。康桥生活之所以能让他脱胎换骨般重生，与他在那里结识的人有关。还是先从他刚到伦敦时说起。

徐志摩刚到伦敦时，很快便与一众中国旅英学者、留学生们打得火热。林长民、章士钊、陈西滢等人，都是在他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结识的。后来，借着陈西滢的关系，徐志摩认识了著名作家威尔斯(HGWells)，又通过威尔斯认识了魏雷。威尔士与魏雷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作家、学者，他们对徐志摩的印象极好，威尔斯甚至认为，和徐志摩的会见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这句话，对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生而言，已是极高的赞誉。

与倾心仰慕的名士相交，还能得到如此荣耀，羡煞多少旁人，可徐志摩却实觉得“闷”。但如果你能了解，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冲淡了留学之初的野心——做中国的Hamilton，那就能理解他的“闷”所谓何来。

在美国时，徐志摩也是钟情于政治的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政治学系，也算是政治学科班出身的人。无怪乎当年的他会自动自发加入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组织 “国防会”；也难怪他会写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当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从中国越洋袭来时，他热情高涨。多少年后，吴宓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徐志摩又是要打电话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又是要在美国报纸上登文章，还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讨论弹劾某人……忙得十分起劲。就连他自己也说，那时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称为“中国鲍雪微克”的政治青年，到了英国，结识了众多英国名士后，对文学的兴趣日长。于是，美国的日子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笔糊涂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那些枯燥的政治学课程与古板的教授，也自然变得烦闷无趣。正当徐志摩开始揣摩，如何换条路走时，他遇到了狄更生。狄更生看出了徐志摩的烦恼，便介绍他进剑桥大学，做了“特别生”。

进了剑桥，徐志摩的交际愈加广泛。这位风度翩翩的儒雅中国士子，时常身着长衫与师友们高谈阔论。瑞恰慈(IA.Richards)、欧格敦(CKOgden)、吴雅各(James Wood)这样的先锋学者，都是他乐于交往的对象。在这些人中，欧格敦是邪学会 (The Heretics Club)的创立者。这个学会主要研究诗歌创作与翻译，由于他们总是发表一些与传统思想相异的，所谓“异端邪说”，故而自称“邪学会”。徐志摩参与其中，与人积极地讨论中国诗学，成为了团体中的活跃分子。

除了青年学者外，徐志摩的剑桥岁月还与作家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曼殊斐尔(Katharine Mansfield)、美术家傅来义(Roger Fry)的名字连在一起。徐志摩跟他们说唐诗，也跟他们说中国诗翻译，他的深厚的文学素养，加上流利的英文，令他在这些文人雅士中，如鱼入深潭，悠闲自在。当其他中国留学生抱怨难以融入欧洲生活时，徐志摩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些欧洲文人、学者们通过徐志摩，第一次真正清晰地看见 “文学艺术这些事物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魏雷(Arthur Waley)著，梁锡华译：《欠中国的一笔债》。而徐志摩也在他们的影响下，真正将自己的兴趣指向了文学。

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已经在徐志摩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开始奉拜伦为偶像，总爱把自己视作拜伦式的英雄。尽管在魏雷看来，徐志摩缺乏拜伦式的愤世嫉俗，但他的确在日后的生活中，彰显了拜伦式的我行我素与倔强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