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申如眼里，儿子徐志摩显然背离了父亲为他设计好的航向：先是从父亲为他定下的婚姻中“叛逃”，接下来又不好好读书以继承家业，而跑去写些无用的诗。换了其他人，把儿子关起来管教也说不定。但徐申如毕竟见过世面，也够开明，所以当徐志摩表达了他要建立新月社俱乐部的愿望时，他大方地答应了。何乐而不为呢？建立团体，有利于儿子扩大他的交际圈。用商人的眼睛观察，这是好事。所以，他不但答应，还垫了一笔钱给儿子当经费。此外，徐申如的好友黄子美也出了钱，而且还帮他们找了房子——松树胡同七号。

在陈西滢的记忆中，那是一栋花园平房，一间大房用来开会，一间小饭厅用来请客。另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是徐志摩的书房兼卧房。黄子美也把这里布置得很好，通了电，接了电话，就连厨子都备好了，听说做的菜很好。

这里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徐志摩挺满意。他的新月社会员们常来这里聚谈。一群文人雅士聚在一起，兴趣也便成了“雅兴”。他们交流学术，探讨文艺，评论时政，好不热闹。此外，新月社还举办各种“会”，其中自然少不了诗歌朗诵会。秋天，五色的爬墙虎叶子，将松树胡同七号院点缀得色彩斑斓。沈从文一走近院子，便听见一阵清而轻的声音。原来徐志摩坐在墙边石条上读诗，缓急之间，见出情感。这是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徐志摩。新月社俱乐部时常举行这样的诗歌朗诵会，徐志摩但有新作，也总是很有兴致地将它读给客人听。

除了诗歌朗诵会，新月社还办读书会。熊西弗印象最深的一次读书会，是梁启超先生来讲解和朗诵《桃花扇》。那天，梁先生讲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详尽地分析了它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在戏曲文学上的价值。末了，梁先生还用他流利的“广东官话”朗诵了《桃花扇》中最动人的几首词。据说当时，先生在“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熊佛西：《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

新月社办了许多“会”，新年时有舞会，元宵闹灯会，总之琴棋书画，能想出的事情几乎都办成“会”了，只是这戏剧，仍然全无踪影。

这并不奇怪，新月社众人当中，有小说家，如凌叔华；有美术家，如闻一多；有知识分子，如胡适，陈西滢；有银行家如黄子美；有军界人士，如王赓；还有政界人士如张君劢。众人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工作，哪抽得功夫专门写戏排戏？而这戏迟迟没排上，却也反映了新月社组织的松散。真的过于松散，以至于连新月社成员在回忆有关它的事情时，竟然都模糊了记忆。

“他(徐志摩)那门前挂着‘新月社’牌子的寓所，石虎胡同七号，是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接待过《新月集》的作者——印度老诗人泰戈尔……”

这是饶孟侃的说法。他记错了徐志摩挂牌的时间——应当是泰戈尔来华之前。

“‘新月’本来是北平北海公园的一个小俱乐部，由胡适、徐志摩和几个银行家组成，最初只是大家常聚在一起聊天玩玩，当时我在美国没有参加……”

这是梁实秋的记忆，但是他没有参加的“俱乐部”其实是当时的“聚餐会”，并不是后来的新月社俱乐部。而且，当时的聚餐会，显然并不固定在北海举行。

“‘新月’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最初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的一些教授们，其中包括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叶公超等人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