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叶公超的回忆，但是，最初的“定期聚餐”时期，可没有饶孟侃、闻一多和叶公超自己。

真不能怪成员们混淆了记忆。要让徐志摩自己想，他可能连自己的新月社有多少人，都弄不清。他随性得很，遇着聊得来的，便把人往新月俱乐部里拉，连入会手续都不见得齐全。比如闻一多，他在1925年8月9日加了一场新月社的茶话会后，第二天，就正式成为会员了。难怪陈西滢从未曾见新月社有过社员名单。不仅没有社员名单，甚至就连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社团宗旨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这个时期的新月社，与其说是文学团体，倒不如说是徐志摩朋友的组织，彼此有襟袍关系，各人有个人的兴趣。如果新月社俱乐部里坐着一群人，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正式社员，谁又是来访的客人。

新月社很松散，散到连会费都没有正式的负责人来收。所以也就不难想象，新月社俱乐部成立以后，因为无人按时交会费，所以仅两个月，新月就有了巨额的亏空。

交会费一事，不是没有规定，每个人每月一圆五。也不是大家手里紧，交不上。当时新月社里多是名流绅士，太太小姐，每月那点钱不成问题。问题是，不知交给谁。交给徐志摩是万万不成的，他这人没有计划，也没有管账的心思。会费收不上来，其他人倒也罢了，只是委屈了黄子美。

黄子美当初出钱帮徐志摩成立了新月俱乐部，后来又在新月当了管事，大大小小的杂务，都得要他来。徐志摩对他很是感激，本来是想收了会费，把黄子美的垫资还上。这下可好，他随意收人，又不管事，会费没收齐，不但还不上钱，还亏了钱。这倒也罢了，本就垫钱帮忙的黄子美，为着亏空，还得自掏腰包补漏洞。也难怪后来黄子美听说徐志摩因感情苦闷要去欧洲散心时，会连眼睛都红了。所以，徐志摩无比自责：“他(黄子美)不向我们要酬劳已是我们的便宜，再要他每月自掏腰包贴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如果我要是一溜烟走了，跟着太爷们爱不交费就不交费，爱不上门就不上门。这一来黄爷岂不吃饱了黄连，含着一口的苦水叫他怎么办?” 能维持住散沙样的新月社，原因之一，是新月社毕竟是“徐志摩朋友的团体”。这些朋友与徐志摩在文艺思想与政治理念上有共同的追求。但更重要的是，徐志摩在人群中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否则单是朋友，也并不见得非得跟你一起结社。

徐志摩的信仰单纯坚定，他追求真与自由，他的情感一向真诚坦荡，对人怀有爱与同情。这些个人魅力，令徐志摩产生了奇妙的粘性，连接着周围的朋友。因此，“新月”给了徐志摩灵感与希望，而徐志摩给了“新月”以灵魂。所以，一旦这个灵魂寂灭，新月便会黯淡，人心便散。不说远的，只说1925年，徐志摩不过离开北京出游欧洲半年而已，新月社便几乎只剩下一个名号。徐志摩曾在旅途中给新月社众人写了封信，他半是自责，半是激励地问众人：“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板剪的不成？”

徐志摩的自责，并不仅止于新月社的管理。他真正懊恼的，是他的理想一点“棱角”也没有露。那些新年年会，元宵灯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在徐志摩眼里，充其量不过是大家一时兴起，消磨时光用的时令点缀。不是说谈诗歌吗？怎么现在搓麻将，打弹子的居多了？不是说借演戏以推广文艺，以宣传思想吗？怎么现在，这里越来越像会友交际的场所？不是要谈理想吗？怎么现在竟成了上流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这petty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徐志摩痛心，“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

他深觉，理想不露棱角，真是可耻。如果他的新月社生活一直这样过下去，那他笔尖的光芒与心血就都将黯淡，所以他一定要振作。他从来就不是轻言放弃的人。到现在，他仍相信，“‘新月’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徐志摩：《给新月》。，现在，凭借众人的才学与创造力，凭借着共同的梦想，他们一定能让新月呈现它应有的样子。

理想是好，只不过，现实仍然让他失望，他的新月一直被乌云笼罩。但也只是暂时，等他从欧洲回来，接办《晨报副刊》后，他的理想才算露了棱角。虽然新月社众人不像其他文学团体那样，习惯团队作战，但就他们个人而言，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都可以独当一面。最拿得出手的人，非胡适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