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志摩回过神来，弄清事情缘由后，赶紧发文章解释。于是，6月10日，徐志摩的《天下本无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态度诚恳，言辞和缓，先安抚怒气冲天的成仿吾：

“仿吾兄，你是位评论家，不是当面恭维，我认为你算得上国内见过文艺界大世面的人，你总该理解我说的话吧。我怎么我评了一首诗的字句不妥，你就给我下那种相差不可衡量的断语，说我是‘污辱沫若人格’……难道我们说雪莱的一首诗幼稚，就等于说雪莱是幼稚的吗？同样，华兹华斯的诗有些是无聊的，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在当时最伟大诗人的地位啊……”

再表达对郭沫若的欣赏：

“沫若兄，要是仿吾兄还有湖南人特有的那种狷急，我希望你的气度要大些。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话里怀有恶意，我只能深深地道歉。但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真的，你就一斧子劈开我的脑子，也绝不会发现我有一星半点的不良用意的。……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圣贤，我不佩服‘泪浪滔滔’这类句法，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文章写得好，这态度也是十分恭敬。把郭沫若和雪莱、华兹华斯放在一起比，创造社想来也不会有意见。这公开信发表后，也就算徐志摩弃械投降，所以这场笔战没有真正打起来。但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在这场事件中，得罪的不止创造社，还有文学研究会。

还得从这次泪浪事件之前说起。徐志摩归国之初，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与郭沫若等人的创造社，是文坛风头最劲的两大团体。当时双方发生了一系列争论，气氛颇不融洽。“天真单纯”的徐志摩当时不知深浅，只想着结交社会精英才俊，因此与两边都有了接触。如果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坏就坏在，他在跟创造社示好时，曾给成仿吾写过一封信，里面有这么一句：“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雅典主义，手势戏”指是的茅盾的一处翻译错误，“大主笔”正是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

本来是私信，结果，“泪浪事件”中，成仿吾一气之下将这信公开了。文学研究会的人看到徐志摩写的这信，会作何感想，徐志摩不用想也知道。明里示好，暗里嘲笑，难怪会被成仿吾说成是“假人”。不过幸好，郑振铎那边没有追究。或许正因有这次事件，所有人们才会推测，徐志摩想办“聚餐会”，或许也是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他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一并得罪了；同时他也感到，与创造社也好，与文学研究会也罢，风格总有些不相投的地方，所以只得自己组自己的团。

这次，创造社的火算是暂时灭了，事情也告一段落。但他那支笔，似乎除了用来写好文章外，就是专门用来惹祸的。接下来，他又惹恼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