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徐志摩回国一年而已，就已经凭借着他的诗，才名远播。徐志摩的文学生涯，除了以其才华惊艳于世外，大大小小的麻烦也接连不断。这多少也是因他的性子坦率，不管对人或对己，对敌对友，他有话总是直说。所以，得罪人了。

先是开罪了郭沫若。

郭沫若当年写过一首诗，说的是他重返故居时，不由感伤，“泪浪滔滔”。正是这泪浪滔滔，让徐志摩有话说：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徐志摩觉得，无论如何眼泪都不至于像海浪一样滔滔。这意见不免偏颇。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应该知道“夸张”是诗人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况且他批评郭沫若“回到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这显得徐志摩缺乏同情。

郭沫若被批评的那首诗名为《重过旧居》，写他重访日本旧居时的心境。当时郭沫若从上海返回日本福岗旧居，发现妻儿因无钱交房租早已被逐出了住处。当郭沫若经人指点，找到妻儿时，却见儿子蓬头垢面，妻子面容憔悴。郭沫若因此伤情，而作此诗。徐志摩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体会郭沫若那样情感。他出生优裕，无需为稻粱谋，哪能体会人世艰苦。但毫无亲身体会的徐志摩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偏偏在这件事上，对郭沫若进行指点。

徐志摩缺乏同情的指点，着实把郭沫若伤得不轻，以至于郭沫若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没能解开心结。直到十年后，他在写《创造十年》时，仍然提起他的眼泪被徐志摩说成比女人的更不值钱。徐志摩的批评开罪了郭沫若，如此也等于得罪了创造社。创造社众人与徐志摩计较的，可不是“泪浪”到底能不能“滔滔”这样简单的事。 1923年6月3日，《创造周报》上刊登了成仿吾的公开信。成仿吾在文中说，徐志摩你是个伪君子！你写那文章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攻击沫若的诗，进而为了攻击沫若的人格：

“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

此番言论，似乎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讨论，颇有人身攻击的意味。成仿吾说徐志摩是伪君子，是因为徐志摩在回国之初曾向创造社表达过入社的意愿，但同时，徐志摩又与创造社的对头胡适打得火热。创造社原就对徐志摩两边讨好的行为不满，而这次，徐志摩在文章中更是直言他曾与胡适讨论过“泪浪”。这直接点着了创造社的火——徐志摩向创造社示好，却又与胡适一起嘲笑郭沫若的诗。因此成仿吾才会说：“你(徐志摩)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

可是，徐志摩哪有这番考量。虽说他心思单纯，之前向创造社示好是真心，批评郭沫若的诗也是诚恳，但他的做法难免有些草率，处世也少通了些人情世故，以为他把别人当朋友，就可以放心公开地批评；况且他脑子里根本没有团体、派别的概念，就这样不知深浅地一脚趟进来，怎能不犯人忌讳？所以，就算徐志摩当真只是就文学而论文学，别人恐怕也不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