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对李鸿章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当看了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方式之后，觉得这个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人很多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父亲、一个长辈。而代表大清帝国签订的那些侮辱性的条约，实在是由不得他。说他“丧权辱国”，也太放大一个人的力量。

他赴英国访问，把对方所赠名犬宰而烹之，还写函“所赏珍味，感新得沾其珍”，一时传为笑柄。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老人对无奈时局的应对。

1895年，他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次年，要赴俄国贺俄沙皇加冕并签订《中俄密约》。他与李经方坐船到日本换船，日方早在岸上为他准备了行馆，但他拒不上岸，夜宿船中，“誓终身不复履日地”。第二天，换乘的船驶来，需要先坐小船衔接，他得知小船是日方船，仍拒不登船。后来日方只好在两船间架一飞梁，他才登梁换船，驶去俄国。这一年，他正好72岁。

李鸿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在朝四十余年，无一日不在要津。1901年7月，李鸿章与联军签订了此生最后一次乞和条约。他曾对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说：“和约定，我必死。”9月7日，他逝于北京贤良寺寓所。这最后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以78岁高龄抱着必死的心情前往，其生命中背负的沉痛能不能企望得到芸芸众生的了解和谅解？

《孽海花》里面曾写道在威毅伯（即李鸿章）的卧房里，庄仑樵（即张佩纶）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其中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最后一句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

我觉得这末一句“功罪千秋付史评”用在李鸿章的身上也不无贴切。

我写人，总归会喜爱上这个人。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喜爱，才能感同身受。但喜爱，也会带来落笔的厚道，或许会使人觉得经纬不明。

再说张佩纶。连李鸿章上折为他辩护都无效时，他只好离开。带着老婆去了南京，从此称病不出，绝足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