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张爱玲27岁的父亲结束依傍兄嫂的生活，自立门户，带着一大家子由上海搬往天津。

家在睦南道上。这条不宽的马路整洁幽静，马路牙子上是成行的槐树。一栋栋欧洲风情的小洋楼坐落在路两边。楼是那种小小的独门独院的红顶小楼，树也没有往高里长，而是长到院子围墙那么高时，就四下蔓延开。路也不宽，道旁的座椅也小得可爱，没有人坐，却很干净，有着欲说还休的味道。恍然间，像走进了童话里安逸的场景。

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志沂选择在睦南道上安家，肯定是有讲究的。张家的亲戚大多住在这附近。据今天的统计，这条两公里多点长的马路上，留下各类风貌建筑74栋，名人故居22处，市文物保护单位四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住在这里，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先生住在这里，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先生住在这里，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住在这里……

张爱玲和弟弟常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这个阶段，他们生活在成群的仆人之间，常由仆人抱着走亲访友，开始熟悉亲友往还、节日庆吊这些传统礼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出国后，亲友们常轮流来看张爱玲姐弟俩人。

在“二大爷”家，永远有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藤躺椅上。　我叫声“二大爷”。

“认多少字啦？” 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我听。”

“再背个。”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他问了声“有什么吃的？”她回说“有包子，有合子。”他点点头，叫我“去玩去”。　多年后，张爱玲才恍惚听见说“二大爷”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

天津这么多的亲戚朋友、礼节走动，小小的心灵应该充分满足。生活的丰满容易让小孩子体会到幸福。天津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的“橙色岁月”。

稍大一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老师。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她还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背书。有一段时间，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甚至除夕之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吩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

为什么命运的惘惘威胁一直萦绕在张爱玲的身上呢？长大一点，她带着喜悦地急着喊：“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里，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她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底色。凡事都觉得来不及。就连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学做的古体诗“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也带着仓促的语气。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切都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没有安全感，就连曾经荣耀繁华的家，也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父亲的家，母亲的家，亲戚们的家，都在时代的车轮里分崩离析，破损不堪。敏感的张爱玲，体会到时代的危险，看到命运的残忍。可惜的是，她不知不觉中把这“惘惘的威胁”当成了自己命运的底子。

就连三十多年后，她在罗湖口岸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来，也是那么的急促。后来在美国写稿，几近隐居，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得快点抓紧这转瞬即逝的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