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光武中兴：偃武修文 光大祖德

西汉开国200年，为外戚王莽所篡，刘秀巧为措置，恢复汉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师出有名，征伐有义”。然而不具充分的智勇德行，难以克谐。纵观历史，昆阳之战见刘秀之勇与智；兄长犯上、宛城谢罪见刘秀之义与谦；兴兵20年，“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见刘秀之强与仁。自古以来，许多先贤皆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刘秀曾经说过：“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仅此一语，足见他的心地，智仁勇强一体承当。

再次统一时，全国人口“十存其二”。光武帝“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为尽快的恢复和发展，躬行节俭、奖励廉洁、整顿吏治、选贤与能、与民休养生息、薄赋敛、省刑法。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连续下达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战乱中大量荒芜土地也逐渐恢复耕种。光武帝“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吏治精简极大地减轻农民负担，“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统治末期的人口数量比建国初期翻一番还多，达到了两千多万，再现经济繁荣景象，史称“光武中兴”。

曹植在《汉二祖优劣论》中指出：“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诸葛亮则认为曹植论光武帝有失全察：“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 “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二者之论，我当然取诸葛之论。因为诸葛经济天下，文武兼备，理事圆融，能见常人所未见者，非书生之管窥之见。后世学人多持书生之见，以为道德仁义无非口说之词，无非羸虚软弱之辈，实在是未解圣贤经典真实义，不知圣人行事，行所当行，发大雷音非在声高，做狮子吼意在发聩。不明孔夫子为什么杀少正卯一事之内涵，空谈儒学之新，仍不免门外汉之讥、入海量沙之笑！秦朝统一之后，刘秀为第一位复国中兴之祖，所谓“史无前例”。详究其迹，虽是前朝旧事，亦得以窥见天机之密、圣贤之意，古今不异。知仁不知强者，不谓知仁，百无一用。今日欲振兴衰颓企业者，欲扭亏为盈者，乃至在经济金融危机之下，欲领各业走出泥潭者，当沉潜思虑，摒弃邪说俗解，得真实造福之策，中兴有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