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也许不敢想象用消费中的资产（房产）赚钱，因此当住房仅仅是一种无限的消耗时，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并不会更多地带来购买欲望（单纯消费的极富人群还是少数）。而当购买房屋比购买最贵的汽车都能保值和升值时，购买房屋就不仅仅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存条件下的附属品了。就像金融资产的储蓄具有了另外一种功能一样，人们不再惧怕贷款购房要支付利息，也不再惧怕通胀会给预期的生活带来不良后果。当房产有保值升值的可能时，人们才会根据生活消费的需要用住房解决住房，随时变换自己的房产，提高生活的质量。

财富存在形式影响着社会阶层的转化

没有人会否认当人们的收入提高并且收入水平差距不一时，会引起社会阶层的转化。随着收入与消费水平产生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理念与社会地位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社会阶层的转化中最有影响的决定因素绝不是金钱而是住房，是拥有固定的资产财富，是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引起的生活观念的变化。

中国的农民在怕露富的时代，可以把大量的货币收入埋在地下，不敢盖房也不敢消费。因此他们并不能因为拥有了货币财富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地位。而城市中许多发了大财的居民（且不去讨论这种财富形成的过程），会花更多的钱买一条通往国外的路，并将这些财富转移到他国。因此他们对自己生存的国家的经济并不能产生影响，即使发生阶层的变化也已被排除在国民统计之外。

财富与消费结构对社会阶层转化的影响在于：当社会制度允许拥有私有的固定财产时，消费才能向拥有更多的房产转移（否则将永远是浮财或货币）。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房产时，要求稳定的因素就会大于变革，房产会使人们的财富以固有的形式展现在社会面前，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共同生活于一个社区的、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群会在生活过程中相互激励和形成共同约束，并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从而形成了阶层。

当人们还习惯于用收入或职业划分阶层时，社会实际上是按居住及生活环境划分阶层（人群）的，因为购房在选择邻居的过程中也在选择着生活方式。有钱人，无论从事任何职业都能买得起高档的住房。而在一个高档社区中，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包括共同维护社区秩序、遵守公约等）会使所有人，不论其职业差别和可能存在的收入差别而同化，并形成共同维护社区利益和财富利益的集团。社会阶层的转化与房产的拥有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

国家各级行政管理层地位的转化

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使中国人终于打破了“富有”将会被“革命”的恐惧噩梦，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承认富有了。但当收入水平拉开差距之后，财富推翻了传统的生活理论与观念，同时也影响着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变化。

历来中国的行政管理层都以带头艰苦朴素示人为荣，中国于是形成了“穷人领导穷人过穷日子”的现状。整个社会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保持着稳定与平衡。改革开放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使得在基层和农村中先出现了“万元户”。在收入差距逐步产生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穷人领导富人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特例现象。也由于这种平衡被打破，不能靠政策与劳动致富的管理层开始用权力与腐败的方式致富。于是如何使管理层先富起来成为中国国家管理体制中防止腐败与提高效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国家开始建立公务员制度并逐步提高管理层的工资，但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速度，因此并不能改变管理层的生活状况。

真正增加了管理层财富的是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实物分配中对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最大福利诱惑就是可以分到住房和分到好的住房。虽然房屋资产是公有的，但享用是长期的，并且支出是低水平的。因此收入的差别在改革的前半段时间对管理层的生活与财富的影响不大，但后期这一差别开始影响到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管理层队伍的培养、成长与稳定问题。房改与货币化分配的改革使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一夜之间成了富有者。市价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房屋仅以几万元、十几万元的价格合理合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其差价弥补了过去十几年、几十年的低价劳动力损失。管理层开始从穷人变成了富人，中国也从穷人领导富人变成了富人领导穷人和富人。

管理层拥有私有住房的价值体现于房地产的高速发展使房屋的转让价格不断地升值，也体现于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的活跃，使房屋变现、更换、增值成为可能。如果中国实行住房固定资产抵押贷款可以用于日常消费，那么对这些拥有极大购买价格差的住房资产的管理人员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对已退休的高级管理人员而言，他们的富有不在于房屋资产的升值会留给后代的继承，而在于他们可以将住房抵押后贷款消费，使今天的日子过得更好！当管理层的生活状况改变之后，最终将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向更富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