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所有公民不只关心私人事务，对国家大事也备极关注；一般公民即使经年累月忙于家计，对政治事务仍然了如指掌。这是我们雅典人与众不同之处——对于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我们不会称他是自扫门前雪，而是视之为无物。

开放、文明的社会，热心投入、富使命感的公民，任何关心民主的人都会认为这个理想令人向往，虽然我们知道，雅典人能这样投入休闲娱乐与美学艺术，是归因于它的奴隶制度。公民有钱有闲，才得以经常参加集会。然而，伯里克利这篇演说的正面效应，直到许久之后才发挥出来。数百年间，欧洲精英分子不断提出警告反对民主，这不只是攸关利益，也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饱读古典诗书，而那些经典的作者对民主多半都抱持反感。

反民主之风如此之深，以至于19世纪初叶一位英国学者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破釜沉舟，提出一篇全新的希腊研究，指民主政治和精英文化乃唇齿相依，你不可能接受一个而毁弃另一个。这是格罗特对英国民主理想的贡献。

即使是现在的我们，也会认为希腊的民主和我们的理想在某些层面不无扞格。它的共治色彩浓厚，带有一丝高压意味，个人人权的观念几近于零。雅典公民的权利是得到归属了——一如伯里克利所言，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皆被“视为无物”。可见，我们如今对于人权的关注是根源于别处。

有钱人的投票权

公元前4世纪初叶，雅典和希腊所有的小城邦都失去了独立，被归入希腊北方马其顿帝国领袖亚历山大大帝的治下。民主是丧失了，但曾在雅典蓬勃发展的希腊文化并未湮逝。它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扩张，延伸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甚至深入中东。亚历山大打造的泛希腊世界依然屹立，因此，当罗马征服了它而将它纳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这里有半数的人说的都是希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