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风与草”的隐喻主要流行于先秦典籍，那么，到了东汉时期，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述，那就是“舟与水”。

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执政，其兄梁冀以大将军的身份，专横跋扈。在这样的背景下，皇甫规以“贤良方正”的名义及身份，向朝廷提出了一份建议，他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驰，将沦波涛。不可慎乎！”在这段话中，皇甫规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舟漂浮在水上，但舟亦可陷落于水中。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与皇甫规的说法一脉相承，进一步丰富了“舟与水”的政治意蕴。

在“风与草”的隐喻中，草随风动，意味着民众仅仅是君主手上的提线木偶，甚至是无须提线的遥控木偶。君主在民众面前，充当了具有神奇魅力的领袖人物；民众在君主面前，无知无识，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意志。在“舟与水”的隐喻中，舟虽然飘浮在水面上，但是，舟的沉浮却取决于水的态度。这就意味着，民众已经被赋予了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民众具有独立的意志，他们的意志甚至可以决定君主的命运。由“风与草”的隐喻转向“舟与水”的隐喻，表明君主的神奇魅力已经大为褪色——相对于周成王自我期许的“化民之风”，唐太宗具有更强的现实感、危机感。按照唐太宗的论断，君主飘浮在民众之上，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意味着，君与民在空间位置上还保留着上下关系，但在价值层面上，两者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了，君主已不能充当民众的教化者了。

“风与草”的隐喻为什么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成了“舟与水”的隐喻？这样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的追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方面，“风与草”的隐喻主要流行于儒家经典之中。无论是《诗》、《书》还是《论语》，都是儒家学派的核心典籍。这个学派推崇“仁者之治”，“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这句出于司马谈、见于《太史公自序》的评论，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风与草”的思想根源：君主是美好政治的唯一责任人、唯一推动者，君主就应当成为民众的领路人，民众就应当被动地跟着君主走。可见，“风与草”的隐喻恰好反映了儒家学派的精神实质。至于“舟与水”的隐喻，则出自汉唐时期的政治实践者。无论是皇甫规还是李世民，都不是纯正的儒家学人。他们作为政治的实践者、亲历者，一般不会对君主提出过于高远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种隐喻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与精于实践的政治家对于君民关系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