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这两种不同的隐喻，还体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不同旨趣。一般说来，政治哲学侧重于探究应然性的价值问题，政治科学侧重于解释实然性的事实问题。在“风与草”的隐喻中，君主应当具有圣人气象，他在芸芸众生面前，应当具有超凡入圣的能力。这种对于君主的想象与期待，恰好体现了政治哲学的旨趣：对于某种应然性的理想目标的追求。在“舟与水”的隐喻中，君主“应当如何”的问题被避开了，问题转换成：君主能否，以及怎样，在民众面前牢固地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显然，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样的提问方式，体现了政治科学的实证色彩。

唐太宗的“舟与水”虽然不同于周成王的“风与草”，两种隐喻之间的差异虽然可以从文化层面上予以解释，但是，就君与民的关系来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周成王到唐太宗，“私天下”的现象依然一以贯之。

对于这种“私天下”的政治传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已有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

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黄宗羲的这段评论，既不同于“风与草”所体现的政治哲学，也不同于“舟与水”所体现的政治科学，如果一定要给它贴张标签，那么，将它归属于批判理论，庶几近之：它以政治批判为主，既面对现实，也隐含了批判得以展开之准据。正是在黄宗羲等人的严厉批判之下，无论是“风与草”所代表的君民关系，还是“舟与水”所代表的君民关系，都已经终结了。

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在“风与草”的隐喻早已过时的当代，一首以“小草”为名的歌曲却流行一时：“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呀山川你育哺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关于“风与草”的隐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