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每年将粮食从南方运往北京称“重运”，返回南方称“回空”。在回空的半年时间，这些粮船水手们无工可做，只得在外靠佣趁（打零工）度日。舵工、水手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大臣李绂曾奏称说：他在奉旨“催漕”时，看到漕船回空时遭到冻阻，舵工、水手们难以生存，“苦累难言，深可悯恻”。大臣林起龙也说：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尽管如此，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还对粮船水手门进行层层盘剥。舵工、水手们苦于运弁、旗丁的剥削，“脊髓已尽，控告无门”。处于漕运组织底层的舵工、水手们，还要受到管理漕运大小官员的盘剥。官员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舵工、水手们叫苦连天。官员们不仅盘剥舵工、水手，对运丁也层层剥削，不仅领运官和押运官对运丁勒索，而且沿途催趱稽查官员及闸坝吏胥也要对运丁进行勒索，到达目的地通州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运丁进行勒索。

运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包括：其一为“买帮陋规”。当检运时，需要行贿买帮，往往花费至两三百金。其二是“水次陋规”，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以致“船未离岸，已费五六十金”。负责粮船的旗丁等于向朝廷承包了全部费用，而漕运的“陋规”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为了赚取利润，他们便把因缴纳陋规所受的损失，转嫁给舵工、水手。

乾隆年间清吏奏报查获运河沿途官员向粮船索要陋规的账簿时说：江西山头帮旗丁棹上有南漕使用陋规账簿，合计簿中自领运起至抵通州之日，银两土宜，每帮费至四五百两。纳贿之地、受贿之人俱有册可据，有款可稽。由于船户装运粮食，要经过无数道税卡，有时运载的粮食还没运到目的地，运费就已经全部花光。所以，官府也承认：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克扣，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在这种情况下，漕运水手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同各级官员及运丁相对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漕运劳动的集体性，更促成了水手们对互助和建立组织的需求。不仅驾船需要集体的力量，就是通过闸也需要水手、纤夫的通力合作。每一帮船抵闸口，唯有通力合作，才能迅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