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洋教士东来为开端。

早在十六世纪，一些随着葡萄牙商船来华的洋教士就开始在澳门传教。为减少阻力，吸引中国人，早期教士采取与中国文化折衷的态度，却不为教廷所容。相互不能妥协的结果是，清王朝从康熙后期即实行禁教政策。

两次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威力，不但使洋教士得到了向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且享有治外法权。然而仅有纸上条约，是无法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的。所谓“教案”，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目。

当谣言成为相互认知的媒介

针对中国民间的反教情绪，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流露了深深的困惑：

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

洋教士“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这不是一句让我们舒服的话，幸好这句话还没有说满，“至少在表面上”云云，使习惯“文化侵略”定势的我们尚不至于大动肝火。实际上，即便是在持“文化侵略”论的人那里，与持洋枪洋炮叩击中国国门者相比，手拿福音书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温和多了，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温和是一种“掩饰”和“伪善”。

相对温和，或曰善于“掩饰”的洋教士们，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费正清们提供的答案，归结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负”。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决心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改造中国。易言之，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负”所导致的“文明的冲突”。

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大可求同存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为某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明，在异族眼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到了十九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册子《辟邪纪实》，是专门抨击洋人洋教的，内容骇人听闻，如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现在很难找到《辟邪纪实》来证明以上说法，不过，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大陆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张贴的一张匿名大字报。其中洋教士的罪责被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大字报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当时为息事宁人，清朝官方还派人到江西查访，了解民情。官员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回答者说：“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