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这里提到的育婴堂，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这样，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因育婴堂的风波而起的。

“八国联军”险些提前入京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有失控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谣言的飞速传播，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不失正义，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蛮横打压，对外一味曲从，那等于损伤“民气”，失掉“民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教案起，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