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既已查清，就是善后了。清政府在派大臣赴法国道歉的同时，最后以杀为首人员15人，军遣21人，将天津知府、知县以失职罪发往黑龙江，并赔偿外国人各种损失银46万两结案。

巨案了结惹非议

案子结了，办案的曾国藩却意外成为了众矢之的。

首先是天津民众。黎庶昌分析了天津人的心态，“怨崇厚公之护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为”，可是曾国藩没有。看来，他辛苦得来的真相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

其次是同僚和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抨击曾国藩对外太软，对本国官员和百姓又太苛。“当时士大夫既不肯以杀外人为非，亦不公然主战，但以诋毁文正（曾国藩之谥号）之主和为能”，“天津教案，诋毁文正者不知凡几，竟有投以书诟责之者”，类似记载在近代笔记中屡见不鲜。曾纪泽也回忆说：“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清议的力量的确惊人，就连先前以曾氏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烧毁了悬挂于北京的湖南会馆的曾氏手书的一幅对联。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道尽了儒家文化信徒曾国藩的隐衷。他在向清廷请示善后办法中，剀切陈词，“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衅，实天下生民之福。惟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说到底，对外强硬，除了遵守国际交往的一般准则，也是需要实力作后盾的。揆诸当时情势，舍曾国藩之所办外，可还有更好的办法？后代论史者又说教案善后期间，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焦头烂额之际，清王朝完全可以强硬一些，殊不知外交上的折冲樽樽俎借力打力当然是一种技巧，曾几何时，强权也的确曾经压倒公理，但作为弱势且并不占理的清王朝，面对多国强权的抗议和干涉，又哪有四两拨千斤的妙法以避免实祸？

因曾国藩病重（两年后去世），接替他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一边奉旨北上，一边给朝廷上了个折子，其中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这几句沉痛的话，明是对清廷，实际是给浮嚣、空谈误国的士大夫听的。

谣言引发巨案，后世读者当能抛掉情绪化的东西，思考一些真问题。比如：怎样才能培育消解谣言的能力？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谣言无处不有，但晚清华洋杂处、报业渐次发达、相对最为开放的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生一起因谣言而起的教案，也未受相关冲突的严重波及？这难道是一种偶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