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严重损害不言自明，日本则借此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就合3亿日元，还不包括所谓驻军费。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巨额资金，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进一步加速。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几个大字，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与伊藤相比，来签城下之盟的李鸿章就尴尬多了。后世所加的“汉奸”、“卖国贼”之名自不必说，即在当日，国内一批士大夫就开始痛骂他了。

战争还没结束时，一个叫安维峻的御史因大胆抨击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李鸿章这三个最显赫的人物，一时成为知识分子中的英雄。他说太后“遇事牵制”，李莲英“干预政事”，而李鸿章则简直该死，因为他“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而其之所以不愿与日本作战的原因，是由于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驻日公使任上，曾纳日女田中桂子为妾，这位安御史在奏疏中乃径书一笔，“李经方乃倭贼之婿”！最后他献上了破日的秘计：如果宣布李鸿章之罪，明正典刑，布告天下，“倭贼有不破灭”，皇上您直接砍我的头就是！

以市井传闻，强加于正负责对外军事的大臣之身，如此不经之谈，居然成为知识分子传诵的雄文，士林浮嚣之习可见一斑。

李鸿章议和谈判中的重要事项，均曾请旨。朝中大老们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毫无办法，却把气撒在正和人艰难谈判的李鸿章身上。光绪帝师傅、人称“状元宰相”的翁同和在日记中曾写道：“数日无封奏，而电亦稀，惟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翁师傅这里似乎弄错了，议和要挟的是日本人而非李鸿章。他在国内当然可以“不欲记，不忍记”，但在外面谈判的人，能不能“不欲谈，不忍谈”呢？

败军之将不言勇，城下之盟不好签。伊藤博文赤裸裸地威胁，如果谈判破裂，“我命令一下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使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胜利者的骄横和战败者的窘困，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是竭力发挥了其滔滔雄辨之才。

马关谈判正式开始，李鸿章首谓中日“总以永好为是，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彼此“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接着对日本的进步和谈判对手伊藤博文的功绩大表赞赏，又论东西洋形势，以“兄弟阋墙”相戒。二次谈判，日本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再度解说：“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我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能持久。”三次谈判，他劝日本“回头”，“少走几步，不亦可乎？”

正式和约谈判中，日本提出割地、赔款、重订商约等要求，李鸿章在答复的说贴中，谓“如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子孙永成仇敌”，“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之狎侮。日本如不此之图，徒将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并提出忠告：“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今日赔费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相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他希望使“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两国百姓“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