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中日必须和好的道理，李鸿章阐述得甚为透彻，可惜打了胜仗器小易盈的日本人哪里听得进去？陆奥宗光后来就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家常茶饭之谈”！

为了争得条款的些小让步，李鸿章堪称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因底气不足，不免辞锐而气竭。陆奥宗光回忆：“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顺便说一句，日本在捞取巨大利益后，同意签订和约，而没有像当初叫嚣的那样“打下北京，活捉清帝”，并非出于善心，实由于列强环伺，而且力有未逮。参加了甲午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木村浩吉于战后撰文，就曾这样“忠告”国民，“若是相信攻陷帝都，必是其屈服之时者，恐怕忘了清国之庞大。此外，以为彼将因不堪我之蹂躏而屈服者，均是忘了其乃大国之人。今试观清国全图，将实际可蹂躏之部分涂以墨汁，然后挂于墙上，离开一点仔细看看，是否果真有降服该国之能力？”

三月二十六日（公元4月20日），李鸿章离日抵天津，奏报和约已成，哀述“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船到大沽，他派随员前往北京，将约本送达总理衙门，本人则称病留津。他知道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马关归来后的李鸿章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愤慨。朝中拒绝批准和约、抨击李鸿章的奏疏如雪花般飞至最高统治者案头。平心而论，这些奏疏虽然文采斐然，辞气慷慨，但多为空言。梁启超一句话问得甚好：把这些高谈阔论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结局又将如何？”民间知识分子也俨然以骂李鸿章为时髦，“刘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脱口秀”一时传诵。

朝廷的态度呢？

七月九日（公元8月28日），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指责他赔款太多，割让台湾则大失民心。皇帝似乎忘了，这些条款均非李鸿章自作主张。68名官员更联名呈奏，强烈反对交卸了议和差使的李鸿章回到他原来直隶总督这个“疆臣之首”的位置上去。皇帝下令，李鸿章“入阁办事”，即到中央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名，但只有对口负责一个部，才有实权，否则就是一荣誉衔。军机大臣李鸿章不管部务，实等于赋闲状态。这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事。

光绪二十二年，朝廷要派人到德法英美各国访问，方记起了这个外交老手。74岁的李鸿章请求精通外文的儿子李经方随侍，言官们想起李经方所纳外妇系“倭主睦仁之甥女”的传闻，坚决反对，说李鸿章之有李经方，相当于明朝的大奸相严嵩之有严世蕃！李鸿章好歹带上儿子到海外周游了一圈，行装甫卸，又惹上了一个麻烦：因为擅入圆明园游览，被罚俸一年。

海外学者吴相湘《晚清宫廷与人物》中说：“鸿章擅入圆明园，盖为便道往游，以为凭吊废园遗址，当无关重要。殊不知当时太后正积极主持第二次重修圆明园工作，每隔数日辄往亲临督视，光绪帝亦然。故此时已成禁地而非废园了。鸿章远道归来，未暇详询，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吏议革职，谕旨改为罚俸一年，主旨即在于此。”其实这里未尝没有羞辱的意味。不久， 慈禧太后寿辰，特赐王公大臣58人听戏。按翁同和日记中的位次，汉大臣第一人为翁同和，李鸿章排在李鸿藻、钱应溥之后，这位昔日的勋臣，圣眷已衰是铁定的事实。

马关条约于李鸿章个人的意义不值得多费笔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社会、外交的走向。羊毛出在羊身上，巨额赔款让中国百姓的苦难更加深重；因反对马关条约，痛心国耻，知识分子议政热情高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走上政治前台，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日本的强横逼使清廷在外交上与俄国接近，俄国巧妙设套，步步深入，又埋下了此后日俄两大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甲午海战纪念馆，在介绍李鸿章于春帆楼和日人的谈判时，文字说明中用了一个词“据理力争”。我特意问了当地的朋友，据称是刚刚改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