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我见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十二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章开沅、李泽厚、袁伟时、杨天石、朱维铮、萧功秦、雷颐和高全喜；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刘香成。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告别皇帝的中国》，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年再学习的机会，便慨然应允了。不过，即使我会尽力而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一是在我原有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我对这些专家的评论的学习和体会，对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的浅见，请专家们指教，供读者参考。 

对本书的欣赏或评价 

马国川采访朱维铮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哪些教训？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真相。他的意思是，凭“以论代史”的历史是找不出历史教训的。我同意此说。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历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吗？对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从国际层面看，认为历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罗斯福时代史学界领袖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他早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一度服膺经济史观，但后来不独从经济史观转而相信多元史观，还大力宣扬历史的相对主义。“他总结说，成文史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行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过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据支离破碎的计划重新构筑一番，而他这个计划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脱不掉种种限制的头脑。” 亨利·康马杰：《美国精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448页。他还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随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1990年硕士论文)，第40页。我曾一度为他的这种论点所迷惑，但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阅读，我不同意他的这种相对主义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被弄清楚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者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就决定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接近的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长期艰苦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 

我仔细阅读马国川记者的这些采访录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专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首先，它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没有以论代史；其次，它们的论证，都有充分史实作根据；第三，它们都有自己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们对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探索和研究，尽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进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实际情况。更值得提出的是，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十二位专家各有特点的名言谠论。这就是说，本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多达十二项新内容，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实际情况推进了长足的一步。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对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人，和涉猎辛亥革命史有业余爱好的人，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