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完袁伟时先生后，我流连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最想瞻仰陈寅恪先生的故居。遗憾的是，故居正在修缮，不对外开放。我围绕着故居转了一圈，悻悻离去。

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学问汪洋恣肆，令后人高山仰止。其晚年的荣辱遭际，尤令后人扼腕叹息。

1927年6月，一代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晚年的陈寅恪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文化“衰落之时”，而是文化“毁灭之时”。因此，陈先生“所受之苦痛”更甚。如他的诗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沉痛至极，忧愤至极。他晚年的所思所想都融化在他的诗词文稿里，隐晦曲折，几乎无人能懂。倒是在海外，年轻学者余英时的文章《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得到陈寅恪 “作者知我”的评语。

海天万里，缘铿一面，为什么余英时能够读懂陈寅恪的心思？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掌握了中国文化的密码。余英时先生曾自陈：“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但是余英时先生并没有沉迷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而是在会通古今中西之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定位。2006年他在“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说：“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余英时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辛亥革命的系列访谈，当然不能少了余先生。

非常遗憾，余先生远在美国普林斯顿，我只好通过电话采访。虽然不能见面，但是从声音里就能够感受到，电话那端是一个温文儒雅的长者。他思路清晰，颇多警醒之语，随口引用的一副对联更是妙绝：

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

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

“这副对联是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的”，余先生感慨地说，“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对于中国的现实，余先生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说：“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绅士。”

在喧哗浮躁的大陆，如此清醒的警世之语，有多少人愿意说，又有多少人愿意听呢？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危局。学界把清末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评价较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怎么评价清末新政呢？

余英时：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这种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

　　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资料表明，当时知识界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

　　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皇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