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6月，二十九岁的梁启超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一年，梁启超还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述了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从此，“新中国”成为抛弃一家一姓之王朝、追求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仅仅九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黯然谢幕。“新中国”——“中华民国”成立了。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所维护的专制独裁不同，中华民国的立国价值取向是立宪民主。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回忆说，“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可是，很快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宪政未立，民主不彰，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变幻，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但是复辟帝制已成妄想，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没有任何一方抛弃“中华民国”的旗号。

事实上，1949年在新政协期间，即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虽然由于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被删除了，但是不容否认，在中共开国领导人看来，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参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11到2011年，好几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生死以之的新中国，一个民主、宪政、富裕、文明的新中国实现了吗？至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所描述的“新中国”的理想蓝图，至今没有完成施工。

百年路漫漫，从辛亥一路走来的新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难道不值得认真总结吗？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感谢接受采访的各位前辈，他们帮助我拂拭“涂饰”，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的艰难历程。虽然他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观点各异，但都出于真诚。我相信，多视角的观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理性地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

还要感谢金耀基先生。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在我冒昧地提出请他作序的要求后，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认真阅读了全部稿件，对全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精确的概括，同时写下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殷殷期许。他还在序言里写下了许多奖掖后学的话，我愿将这些话作为不断学习的鞭策之语。

尤其要感谢刘绪贻教授，在这个溽热的夏季里，九十八岁的老人为本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总结堪称直指时弊，振聋发聩，尤其是他在文章最后提出，“中国不仅应该教育自己的国民成为坚决维护自己权利、严格遵守自己义务的好公民，还应预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政治共同体的好公民。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谋求和维护自己进步的同时，也有助于全人类逐渐走向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境地。”这种世界眼光和胸怀，在许多人陶醉于“中国崛起”美梦的今天，更是难得的清醒剂。

感谢“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王波明、戴小京等领导，他们为记者营造了宽容、宽松、宽厚的工作环境。感谢《财经》杂志的领导法满、何刚和靳丽萍的信任、支持，也感谢苏琦、许瑶等同事的帮助。

另外，也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吴兴元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张鹏，如果没有他们的辛苦努力，就不会有如此精美的图书贡献于读者面前。

马国川

2011年9月1日于 北京 海淀 西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