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改革其实是媒体改革

马国川：您现在生活在中国，如果拉长历史镜头，从一百年的历史来看，您觉得中国社会有哪些进步最值得关注？ 

刘香成：《华盛顿邮报》前驻京记者潘公凯离任后写了一本书，他说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是五千年来最幸福的生活，但只是从物质生活来说。我同意他的观点，物质生活是一个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历史可以往后看，不能够往前看。以韦伯的理论来说，现在中国执政党是有合法性的，因为业绩在那里。这是一种“绩效合法性”。但是，恐怕没有人敢否认，现在中国的制度是不完善的。权力仍然占据社会的最高位置。一个很优秀的人才能去文化部当一个处长就觉得无比荣幸。可是，美国人最好的人才不会去文化部当一个处长，美国也根本不存在文化部。

中国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改革。中国人最怕的就是乱，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相信会乱？如果不怕乱的话，就会让人家改革，至少改革阻力会少一些，改革速度会快一点。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什么？

刘香成：是媒体的改革。中国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平台，可以理性地把话说透，能够做到信息多元化也不容易。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成熟媒体。在媒体平台上，大家可以理性平和地讨论事情，而不是通过这个平台再去教育别人。如果以教育群众的姿态面对读者，读者也不会买你的账。

马国川：“作之君，作之师”这似乎也是中国的传统呢。毛泽东最大的愿望是当老师，当然，他不是当一个学校的老师，而是要做全国人民的教师。

刘香成：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政府要慢慢从这里退出，或者在这个基础上进步，进步其实就是要退出。

《纽约时报》是不完美的，《华盛顿邮报》也不完美。但是在美国社会里面有无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能够容纳无数的不同声音，因此美国的软实力就上来了。

马国川：就是当所有的声音都能够有机会呈现的时候，一个国家才是成熟的国家。

刘香成：一个现代国家，一定要有多种声音。当然，在美国政治上不准确的想法和舆论很难进入很主流的媒体，但是你不去看《纽约时报》，你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些舆论，是不是？区别就是这么一点点。

所以，我一直说，最后的改革，其实是媒体改革。但，媒体的改革很难。

马国川：怎么去改革呢？

刘香成：道路肯定要中国人自己去选择。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矛盾，因为知道现实非常复杂。如果一定要找共识的话，至少一个共识是没问题的。不管现实有多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绝对不是集中权力的理由。不能说现实太复杂了，要把权力更集中在我手里，才能干好。

马国川：其实普世价值争论到最后，“独特论”变成“中国模式”，声称中国这一套好，好像在世界上都有普遍意义。

刘香成：这又走偏了。你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中级、长期的目标肯定要民主。有些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要过瘾就过瘾，不要让这种东西绝对化。

马国川：当年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现在基本已经是一个工商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体制变革可能出现新的形态，可能从以暴制暴的权力更替，转变成为和平的社会转型。可是另一方面，悲观情绪似乎在中国社会蔓延。

刘香成：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有机会去观察世界，观察而不要下结论。在观察过程肯定会有一些结论，但这些结论也是暂时性的。

最近一个人写文章说我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写得比较深刻。我在一个很痛苦的位置上。这样看也不行，那样看也不行，跟我所认识的客观现实都有差距。

1981年我去台湾，官方安排我去金门采访，金门军区司令请客吃饭，我说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人们的肢体语言、气氛让我感觉像在人民大会堂。一模一样的沙发，大陆喝茅台，你们喝“高粱”。整整三十年后，今天的台湾不是也实行了平稳的民主转型吗？

总起来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乐观的一边。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5日、30日

采访地点：北京景山西街大石作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