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天，凯鲁亚克开始发明出一个新的语言素描方法。早前，他丹佛的朋友艾德·怀特曾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能像画家在街头作画那样进行语言描述？”这听上去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不管身在何处，凯鲁亚克都开始坚持进行快速段落的描写。每天他都练习写作一两段关于某人或某事的快速段落。他努力将自己的灵感集中于一个精密的段落描写中。然后在第二天，他会再次阅读并确认它是否经得起审阅。凯鲁亚克不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素描，而且把它认为是那个时候比波爵士乐手经常在酒吧里表演的一个变体。他的写作方法类似于短爵士乐的即兴独奏，那是每一个乐队成员在演出时被鼓励表演的一种节目。这个概念有助于凯鲁亚克将一种更自由的散文格式应用在他重新编写的《在路上》中，这一次，它被写在了传统的稿页上而不是先前那个巨大的卷轴上。在磁带录音机的帮助下，凯鲁亚克即兴创作的素描后来被誊在了纸上。他将这种有效的录音机方法介绍给了卡萨蒂，后者正遭遇着他回忆录的写作瓶颈。

在几次进出精神医院后，金斯伯格的朋友卡尔·所罗门被认定没有出现精神混乱，于是他开始在他叔叔的一间出版社工作。卡尔的叔叔A.A.温经营着AceBooks出版社，他雇佣自己这个极度敏感但博学的侄子负责手稿的校订工作。从几个方面来说，这都是所罗门的理想工作，因为他热爱跟书有关的一切。他总是贪婪地阅读着，同时还是一个不错的评论家。对所罗门来说，这个工作的困难在于如何同那些喜怒无常的作家们沟通。

金斯伯格和卢申意识到所罗门的新工作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终于，他们认识了出版社里可以推荐出版凯鲁亚克和博罗斯书的人了。金斯伯格甚至想到Ace有一天也可能发表他自己的诗歌。在所罗门的帮助下，凯鲁亚克新的代理商雷·埃弗里特就《在路上》的出版事宜与Ace达成了协议。Ace同意为这本书支付给凯鲁亚克一千美元的预付金，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但也足够支付凯鲁亚克下一次旅行了。一个月后，在金斯伯格的努力下，所罗门也终于为博罗斯的新书《毒品》（后来被他们改名为《瘾君子》）签订了合同。在那段时间，凯鲁亚克尝试让Ace对卡萨蒂的回忆录《三分之一》（TheFirstThird）感兴趣，但这本书还仅仅只是卡萨蒂的一个构想，这个提议最终没有任何结果。

有了Ace的250美元签约金，1951年10月25日，凯鲁亚克启程前往加利福尼亚。他很高兴能离开纽约，并决定向琼·哈耶蒂隐瞒以后的行踪。2周后，在妹妹北卡罗莱那的家里短暂停留后，他再一次敲开了卡萨蒂和卡罗琳在罗素街（Russel）的房子。他们已经为他准备了一间安静的阁楼，远离孩子们的吵闹，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他。在新房间里，他们还为他预备了一台打字机、一个录音机和卡萨蒂专为凯鲁亚克准备的各种毒品。一旦放松满足下来，凯鲁亚克就开始继续写手稿，它们将被收录在《萨克斯医生》（DoctorSax）、《科迪的幻想》（VisionsofCody）以及新版的《在路上》之中。

对凯鲁亚克来说，住在卡萨蒂阁楼上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状态。按照承诺，卡萨蒂帮助他在南太平洋铁路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样他可以在补贴自己的同时，还能寄一些钱给他的母亲。那个冬天，当凯鲁亚克在旧金山游荡时，琼·哈耶蒂生下了一个女儿，她为她取名为珍妮特·米歇尔·凯鲁亚克。她希望凯鲁亚克可以承担自己的赡养费以及孩子的抚养费。凯鲁亚克比以前更加确信并继续声称他不是珍妮特的父亲，即使珍看上去很像他。短期内，他的生活重心就是躲避哈耶蒂，他精心制订计划以掩盖他的下落。

虽然一直都很羡慕其他的夫妻，但凯鲁亚克从来不对谁承诺永恒。在卡萨蒂和卡罗琳家的寄宿生活让他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在卡罗琳不知道的情况下，卡萨蒂继续同其他女人厮混。为了转移对他不忠的注意力，他让卡罗琳和凯鲁亚克相信，如果他们之间产生火花，他也不会嫉妒。在短时间内，这也许是他们三个人最和谐的相处模式。凯鲁亚克在面对女人时一直都很羞怯，而他现在不必去引诱其他人，卡罗琳也不用独自留在家里猜卡萨蒂在做什么了。卡萨蒂不用交代自己的行踪，这让他更容易去追求其他女人。对凯鲁亚克来说，他根本不用做任何承诺，因为卡罗琳并不希望寻找另外一个丈夫。她永远是卡萨蒂的妻子，而凯鲁亚克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婚姻生活所带来的好处。

这种田园般美好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内疚和嫉妒是不可避免的，卡萨蒂和凯鲁亚克幼稚荒唐的行为迟早会陷入三角关系的麻烦之中。在卡萨蒂25岁生日的时候，凯鲁亚克诱劝卡萨蒂在外与两个妓女寻欢作乐了一整夜。早上，当他们正准备将一个女孩偷偷从楼梯送入阁楼时，一场争吵爆发了，他们开始认识到三角的家庭关系必须结束。卡萨蒂开车将凯鲁亚克送到了亚利桑那-墨西哥边境。凯鲁亚克在那里搭乘一辆长途汽车到了墨西哥城，而卡萨蒂又回到了卡罗琳的身边。

在频繁迁徙的日子里，圈子的成员之间仍然互通信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纽约的金斯伯格为中心，他负责收发博罗斯、凯鲁亚克、卡萨蒂、乔治以及其他人的信件，让他们相互之间传阅交流。凯鲁亚克和霍姆斯通常是直接联系，他们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讨论著作及写作技巧上。对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而言，文学理论仅是他们短暂的兴趣，而凯鲁亚克和霍姆斯却是真正地沉迷于此，也正是在那时，凯鲁亚克才开始逐渐重视约翰·克莱隆·霍姆斯的批判性意见。

在一封写给卡尔·所罗门的信中，凯鲁亚克希望能跟卡尔确定《在路上》的出版日期，但他发现Ace对他的这本书有着不同的想法。Ace出版的大都是些低俗小说，卡尔的叔叔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对Ace的读者群来说过于激进和标新立异，因此他决定停止出版，不再继续履行合同。

当Ace取消了凯鲁亚克作品的出版计划后，金斯伯格担心博罗斯的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试探着给所罗门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所罗门对任何批评都极其敏感，对他施加压力往往是适得其反。当时，Ace是唯一一家和金斯伯格存在稳定关系的出版商，而且这还完全依赖于所罗门受雇于该出版社。不幸的是，金斯伯格并不清楚所罗门没有努力推进他朋友们的作品出版的原因，也从关注过所罗门脆弱的精神状态。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一位小团体里的成员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金斯伯格亲自跑遍了纽约所有出版商的办公室，希望能够建立起他们对凯鲁亚克、博罗斯、卡萨蒂和他自己作品的兴趣。他还把手稿展示给了任何可能会跟他以前的英语教授特里林、韦弗和范多伦联系以寻求建议的人。